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共同话语，深圳作为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区，深具象征意义。
深圳确实不辱使命。如今，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カ、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中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使深圳市有了更加明确的战略定位。《意见》指出：
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先试，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
支持深圳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高标准办好学前教育，扩大中小学教育规模，高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充分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加快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要形成以社会保险卡为载体的“一卡通”服务管理模式。推进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面享有“市民待遇”。
这些年，深圳成为了很多国内城市学习的标杆，特别是一些北方和中西部城市纷纷前来深圳“取经”。
但不可否认，国内城市现在面临的大环境早已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那么，深圳崛起的经验现在是否还能被兄弟城市学习和复制？
南风窗请教了深圳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吴思康长期在深圳工作，曾任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行长助理，是纽约城市大学访问学者，也是业内知名的经济学者。
深圳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思康
他说，如果一定要向兄弟城市推荐几条深圳经验，可以说三条：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
市场化
市场化这三个字，所有人都耳熟能详，但真正理解它的内涵、它的机制构建，以及养成一种市场化的思维模式则非易事。深圳过去的成功，就是因为市场化成为了城市的灵魂，是市场在配置资源，在选择企业。
目前，深圳的全球500强企业为7家，销售过千亿的企业有13家，销售过百亿的企业更是有60多家，这些企业没有一家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政府的产业政策扶持出来的，而是市场选择出来的。
十几年前，深圳也曾有部门规划要搞“十大百亿集团”，重点扶持十家企业巨头。但到了今天，这些当年的巨头在深圳已经泯然众人，或者根本找不到了。这就是市场化的力量。
深圳很多好企业最开始都是“游击队”成长起来的，它们生命力旺盛，适应性强，在市场化的环境下，长成了中国最懂市场、最适应市场的企业。
营造市场化的环境必定是一个长期行为，而不是短期行为。现在，一些地方流行“抢企业”，就是用大力度的优惠政策把企业吸引过去。这是短期行为，短期内有利于官员的政绩和当地的经济数据。
抢一个企业，几天见成效，但打造一个区域的市场化环境，则要几年，甚至更长。
深圳市场化环境的形成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结果，历届政府都将市场化意识一以贯之，尊重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市场主体的创新精神，不搞长官意志，才有了今天的市场化环境。
国际化
千万不要小看“三来一补”。当年的“三来一补”，从根本上奠定了深圳产业界的国际化基因。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来一补”最高时曾占到深圳工业产值的80%以上。“三来一补”看起来低端，但是那个时代深圳不多的选择。
而且，它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这使得深圳的工业直接接入了国际分工，实现了生产管理、市场运营和销售服务等三个方面的国际化。
必须注意，在深圳搞改革开放的同一时代，中国内地包括长三角等很多地方也掀起了创业热潮，一些人下海办企业。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短缺时代，有产品就有销路，办工厂成功的概率并不低，因此很多人先富起来。
但本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在商品领域的不断开放，很多改革开放之初成立的企业开始没落。为什么？
因为，它们的管理和经营没有跟上。换句话说，它们在国际化的竞争中被淘汰了。但深圳企业没有遇到这么大的挑战，它们一开始就面临着国际竞争，早已适应全球化。
我参观过华为的土耳其公司，他们的当地员工超过90%，在华为俄罗斯公司，当地员工超过85%。利用全人类的智慧，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深圳很多企业的确做到了。
法治化
20世纪90年代，深圳发生了贤成大厦案，它曾被法律界称为行政诉讼法实施后的“行政诉讼第一案”。这件事当年曾有很多报道，简单说就是有一家外资公司状告本地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不合法。
最后，法院判决撤销了政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件事的关键在执行，本地政府部门并没有阻挠执行，这在当年不可想象。
案件的终审判决是在1998年7月，正值亚洲金融危机，案子对提振外资在深圳的投资信心，树立深圳的法治化形象非常有价值。
法治化并不是一个虚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讲，它等于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设立一道无形的防火墙，让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公平，能真正调动企业家的创业热情和做大做强的冲动。
罗豪才担任审判长审理深圳贤成大厦行政上诉案
举个例子，截至2019年5月底，深圳商事主体总量已达到321.9万户，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如果算人均拥有和单位面积的企业数量，那么深圳更是大幅领先于其他城市。
政府不干预企业，而是让企业在一个法治化的环境之中大胆竞争，这就是法治化的力量。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深圳，很多销售超过100亿元的企业家，他们连一个市领导都不认识。在内地一些城市，这肯定有点不可思议。
城市经济竞争力指标
判断一座城市经济竞争力，我的评判体系中有五个维度，分别是投资热度、法治力度、人才满意度、创新活跃度和“国际+”的高度。
评价一座城市的竞争力，是一个综合的、多元化的复杂过程，但可以简单来说一下。
比如，投资热度的核心指标之一是市场主体的数量。注册公司、经营公司是一件花钱、花精力的事情，是理性人基于自身长期利益做出的选择，是“用钱投票”，最能看出市场个体对一座城市的长期信心。
法治力度则是法治政府的建设，在中国政法大学发布的法治政府排名中，深圳长期位居第一，广州也长期居于榜单前列。
人才满意度并非是简单的人口流入情况，而是要侧重于“有效人才”。人才来到一座城市，必须要能人尽其才，人才库要形成产业发展的智力支撑。在一些城市，大学生数量可能非常可观，但就“有效人才”这一指标来说，它们的得分并不高。
另外是创新的活跃度，很多城市的科教资源远比深圳优越，但创新成果未必比深圳多，围绕创新的投入产出或者说创新的效率、创新的活跃度未必比得上深圳。
深圳大学
最后是“国际+”的高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越来越多的产业都会面临越发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因此城市的竞争力必须放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来审视。现在，深圳的年工业产值约2.8万亿元，其中约1.4万亿元是外销，占比50%。国际竞争力才是真的竞争力。
地方政府能做什么
地方政府要考虑的问题是，必须在现有的经济体制框架之下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以实干的态度来推动具体改革，为市场主体解决那些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中央的文件已经很好，但具体落实得怎么样？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些地方的科技主管部门其实有不小的权限，对企业的科技创新资金的发放有着决定权。而且，资金量不低，一个项目可能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但到底给哪家企业呢？以前的通行做法是企业申报，专家评审，这样做形式上是透明的、公平的，但最后拿到创新扶持资金的，可能并不是那些真正愿意创新的企业。
一些企业为了拿到资金，会外聘最华丽的申报“天团”，都是业内的顶级专家或院士，最后，交上一份华丽的申报材料。
但实际上，这些专家只是挂个名，并不会真正参与申报单位的科创活动。最后，谁的名头大，谁的申报书做得好，谁就拿到了资金。
现在，深圳的科技创新委正在做相关的改革，即建立科技攻关项目的动态竞争机制。比如，同一个项目会在三到五家主体之间竞争，而且是分阶段竞争，半年考查一次、一年再考查一次。
深圳南山人才公园
于是，这种动态机制就把以前的“相马”变成了持续的“赛马”。这样一种小小的改革，无疑会很大程度提升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科研成果的创新质量。
很多城市的领导都希望来深圳学习创新经验，其实创新环境的打造，背后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改革来构成的。
在我看来，地方政府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大部分可以做的改革创新，都和现有的经济体制大环境不矛盾，空间很大，事在人为。
深圳的房价
2018年5月，深圳出台了“二次房改”意见，在未来的新增住房中，40%是商品住房，而另外60%都是政策支持类住房。可以说，深圳未来的住房供应结构将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这将会彻底扭转房地产市场的预期。
另外，在国内所有一线城市中，深圳是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最低的城市。在政府的预算收入中，土地出让金的比例长期都只有百分之十几。因此，深圳的“房住不炒”是有决心的，有底气的，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前提。
至于深圳土地供应的紧张，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深圳的面积只有广州、上海的三分之一。但是，通过城市更新和对工业用地的改造，大量宝贵土地会被逐渐释放。而且，深圳的产业结构也决定了土地并不是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决定因素。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研究经济学，里面会提到一个概念叫作产业的“弹性”。
就是说，当一个经济体的整体经济总量开始增长，所有产业都会相应扩张，但大家的扩张程度有所不同，有的大，有的小，背后是产业相对于经济总量的“弹性”有所不同。
从最近十几年的全球化来看，信息产业的“弹性”应该是最大的，华为、腾讯就属于这个产业，而深圳的支柱产业也多半属于这个产业的大范畴。
未来，这些产业依然会快速扩张，而且它们必然愈发趋于技术和知识的密集。在这个意义上讲，土地并不会成为制约深圳发展的因素，能否继续吸引全国和全世界最优秀的大脑，才是未来制胜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