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美国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在《纽约客》上写过一篇文章《屏幕对孩子危险吗？》，她回忆了自己在花园与孙子安吉共度的一个下午，她像世上所有的好祖母一样试图向小朋友传递智慧，“蜜蜂会酿蜂蜜。”
小朋友立刻问，蜜蜂是怎么酿造蜂蜜的呢？
于是他们一起搜索了网络，了解到原来工蜂会分泌一种转化酶，将花蜜转化为葡萄糖和果糖, 然后不断拍打翅膀, 把水分扇干，萃取成更浓更纯的蜂蜜。
之后，嫌手机屏幕太小，他们又转战电脑屏幕，在youtube上看了半天视频，谁能想得到世界上有那么多养蜂人拍摄了那么多奇怪的视频呢？小朋友最喜欢的是BBC的一段关于蜜蜂跳舞的纪录片。
她写道，“我们的童年，也是被一种强大的技术所统治。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阅读中度过的，对于身边的真实世界无知无觉。随着时间流逝，阅读绑架了我的大脑，曾经用来处理‘真实’世界的大脑区域，逐渐适应了处理文字构筑的虚拟世界。据我所知，这种早期的沉浸并没有阻碍我的发育，但它确实留给留下了一些幻觉——我关于浪漫爱情的大部分想法，都来自小说。”
所以，她说，这一代的孩子们也会没事，不必太过担心。
1月24日，呼和浩特玉泉区观音庙社区的孩子们在体验VR虚拟现实设备。
事实上，从一开始，人类就是靠技术起家的，使用工具曾经是人类区别于其他任何物种的根本特征之一。我们利用工具改变环境，创造各种新的可能性，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也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人类的童年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学习。学习应付变化，应付未知，学习的目的就是要与上一代不一样。进化就是这么设计的，这也是为什么成年人与孩子之间有这样特殊的照顾与被照顾的关系。
其实，几乎所有的新技术，引发的都是成年人的恐慌。苏格拉底认为阅读和书写会对记忆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小说、电报、电话、电视都曾被宣布是“文明的终结”，尤其是当它们落到年轻人手中的时候。如今，我们担心屏幕会伤害孩子的眼睛，担心信息的洪流会破坏他们的注意力，担心社交网络会腐蚀他们的自我，担心游戏会让他们成瘾堕落，担心人工智能会抢走他们未来的工作…...
这些技术之所以对成年人的困扰远远高于对年轻人的困扰，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孩子的大脑比成年人更灵活，更擅长掌握这些新技术，而且，他们从本能里知道，这些是他们必须学习的。
生活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两名小女孩在电脑上玩Minecraft（《我的世界》）游戏。
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天生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他们的好奇心、社交性，以及强烈的玩的意愿，都是经自然选择塑造，以服务于自我教育的功能，以帮助他们理解这个世界并且获得一定程度的掌控感。
当好奇心驱动孩子寻找新的知识或理解时，玩的天性驱动他们实践新的技能，并创造性的使用这些技能。全世界的孩子，当他们有足够的自由和玩伴时，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玩耍。他们的玩，除了好玩，毫无目的，但教育是这种玩耍的副产品。
正是在玩耍中，他们学会一系列与长期生存的关键技巧。 此发展出强健的体魄和优雅的动作。他们玩各种危险的东西，由此学会如何控制恐惧，发展勇气。他们与其他孩子玩过家家的游戏，由此学会协商、妥协、与人和谐相处。他们在游戏里设置明里暗里的规则，由此学会如何自我控制和遵守规则。他们玩想像性的游戏，这是他们学习假设性思考与创造性思考的方式。他们玩逻辑，由此学会逻辑思考。他们玩搭建，由此学会搭建。最重要的是，他们玩他们文化里的工具，由此熟练掌握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彼得·格雷所说，“计算机、智能手机、app、电子游戏、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打印机，这些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工具，不让孩子玩这些东西，就像不允许狩猎时代的孩子玩石器和飞镖一样荒谬。”
美国教育家、人工智能先驱西摩尔·帕普特一生致力于理解孩子是怎么学习的，孩子的学习到底是什么，以及怎样才能更好的帮助孩子学习。他曾经将人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一个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从出生开始，这个婴儿就开始了学习，他通过探索、触摸、玩来学习，什么东西都塞到嘴巴里尝一尝。他们不仅学习与物的关系，还有与人的关系。这是一个由个人驱动的学习。父母也许觉得是他们在决定孩子学些什么，但他们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很小。大部分时候，孩子都是在自己学习。等学会了语言之后，他们开始提问，而且只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第二阶段，是当孩子看到一个感官经验之外更广阔的世界。比如孩子看到大象的照片，他好奇大象到底吃什么，但他无法直接探索这个问题，而只能从经验性的学习转向符号的学习，从自主的学习转向依赖他人的学习。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们就完全依赖于学校的系统，由别人来决定自己应该学什么。
按照西摩尔·帕普特的说法，对孩子来说，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换是一种创伤性的变化。因为上学之后，你必须停止学习，转而接受“被教授”。很多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被扼杀，被毁灭，而少数人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学会了一些重要的技能，比如学会了阅读，学会了使用图书馆，学会了如何探索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所谓第三阶段，就是从第二阶段幸存下来的孩子，重新回到第一阶段。无论是艺术家也好，科学家也好，他们在重重的限制中找到一种有创造性的活着的方法。“他们重新像个孩子一样活着，他们探索、实验，听从内心的驱动而不是别人的教诲，更多的依赖直觉与经验，而不是符号。”
西摩尔·帕普特认为技术的职责就是消灭第二阶段，如果这件事情太难，至少让孩子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变不那么突兀和粗暴，尽量保留孩子作为学习者的好奇心和内在本能。比如，技术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直接经验的限制，让孩子们可以以直接探索的方式探索更多的知识，他自己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发的儿童编程语言LOGO，就是为了让孩子以直接经验理解一些抽象概念，比如微积分、加速度等。
实践证明，新技术的正确使用能够提高教学效率。图为北京市十一学校龙樾实验中学的一场开学典礼。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的技术为孩子敞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更自由的世界的大门。随着触摸屏、简单编程语言、以及门槛不断下降的人机交互，他们的技术素养会越来越高。当你将这种素养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相结合——无尽的时间，高度弹性的大脑，试验各种新行为、兴趣和存在方式的自由，不难想象这些孩子将是未来智识上非常强大的一代。
但是，当全世界的知识都在他们的指尖，触手可及，到底什么样的知识值得吸收？他们的好奇心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像增强现实／虚拟现实这种技术，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难以分辨，会对孩子的心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孩子的同情心、想像力、自制力、社交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上是在自然真实的环境里中“玩”出来的，转移到数字平台之后，这些能力的养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普及，孩子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他们的能力又提出什么新的要求？社交网络既有建造一个全球性的学习共同体的潜力，但也有可能把孩子们带向一些奇怪甚至危险的境地，作为成年人，我们又要如何应对这一场“有史以来最不受监管的社会实验”？
本期封面的操作基于这样一种基本判断：我们无法将技术与孩子隔离开来，也不可能把他们隔离开来，因为这意味着将孩子们与他们的时代隔离，与他们最重要的生存环境隔离。他们需要学会掌控这些技术，而不是被这些技术所掌控。
所以，我们试图避开对技术一边倒的恐惧和警惕，而试着探讨技术到底为孩子的成长打开了什么样新的可能性？又对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和机会？当然，我们仍然活在真实世界里，我们的孩子仍然需要父母的拥抱、亲吻和温柔的眼神交流，需要与他们的同龄人牵手，需要在森林里在阳光下奔跑、玩闹，他们的想像力仍然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需要静默，需要新鲜经验的不断喂养才能绽放，问题是，我们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如何重新调整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师长的角色和价值？
北京探月学院的线下同伴学习。当遇到问题时，先找找自己的同伴。
按照印度教育家苏伽特•米特拉的说法，作为一种工业时代的发明，“学校”并没有坏了，事实上它的建构非常完美，只是它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今天不再需要它了而已。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的同事徐菁菁实地探访了北京的几所学校，观察这些学校是怎样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技术大变革的，他们如何运用技术改造自己，又如何帮助它的孩子们应对未来技术世界的挑战？
吴丽玮走访了新西兰一家为中小学生提供科技课程的社会机构，探讨他们是如何以玩耍的形式帮助孩子融入技术的环境，体会科技的魅力的。
《minecraft：进入创造的无尽世界》，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少年如何在《我的世界》这款游戏里找到他的智识和情感寄托之所。在这个奇妙的世界里，孩子们拥有无限的自由度，他们可以玩建筑、造工程、创造艺术、拍摄视频，讨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问题等等。他们可以不断的尝试、犯错、再尝试、不断探索。
诸葛越博士是现任Hulu中国区总经理，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为我们撰写了《AI时代，我如何教会孩子“计算思维”》一文，探讨了在我们今天的时代，计算思维能力为何如此重要，它和其他数理能力的不同，以及它是怎样一步步培养的。
北京探月学院的老师张阳为我们撰写了《学生们都听‘得到’了，老师还能干嘛？》一文，探讨在这个技术时代里老师最重要的价值。
叶壮是专业的心理培训师，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主张父母应该与孩子一起玩游戏，从小培养孩子对游戏的好品味，这件事情与培养孩子对阅读的好品味至少一样重要。他为我们推荐了一批符合不同年龄阶段的适合亲子共玩的游戏。
叶壮和他的儿子安安，他们每晚一起玩半个小时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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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会发现，这个新技术构建的童年并没有那么糟糕。作为父母，我们只是需要陪着孩子一起去了解，去探索，去实验，既看到技术为孩子的成长开启的新的可能性，也看到它潜在的各种危险。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找到自由与安全、控制与保护之间的边界，以及人类童年存在的永恒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