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各家互联网公司人员调整频繁。那些被动或主动离职的互联网中层管理者们，面临着艰难的人生抉择，其中的一些人放下身段，卖起了保险。

一年多来，互联网企业中层管理者成了职场高危人群，这种危机感不仅仅体现在越来越难的职业发展，甚至开始和生存焦虑相关，尤其是在各家巨头纷纷开始宣布裁撤中高层之后。高婧丈夫的一位同事，在为公司服务了18年之后，突然被辞退，兔死狐悲的感觉是直接且强烈的。

那些主动或被动离开互联网企业的中层员工都去了哪里？

“都去做保险了啊。”这是高婧的回答，虽然玩笑的成分居多，却也道出了部分状况。

在她看来，这些人其实选择不多，无非是创业，加入其他公司，还有就是转行从事保险销售。创业，先不说九死一生的惨烈成功几率，现在窗口期甚至也已经过去；对于互联网总监和以上title的人而言，跳槽之后不提能不能保住原有的职位，手下员工服不服气，单说在原公司多年形成的工作习惯和节奏也很难骤然改变。

不过一些互联网中层在过往高歌猛进的岁月里享受到了大小环境所带来的红利，实现或部分实现了财富自由，受到的冲击更多还是心理层面的。问题在于更大基数的群体尚未成为食利阶层，他们该何去何从？“那就只能做保险了。”高婧回答道。在各家公司纷纷裁员或缩减招聘规模的同时，依旧大肆扩张的保险公司成为了少数异类。于是，答案绕回了原点。

说好的财富自由呢？

2016年是卓尔上一家公司最好的时间点，作为一家面向企业客户的互联网金融公司，一方面自身业务增长迅速，另一方面团队都是来自名校名企，大量投资机构都表示了投资意愿。单就卓尔负责的品牌部门来说，一场活动就能号召到七八十位B轮及以上创业公司的CEO，她自己都有些被吓到了，入行多年，没见过这种架势。

深圳、上海、广州、杭州，一个月内每地举办两场活动，卓尔感觉自己跟“空中飞人”一样，里程数极为可观，“分分钟金卡、银卡”。在那时，整个圈子里充斥着欢悦的气氛，每天的融资新闻半天刷不完，几千万、几个亿、十个亿，融资规模让人没有真实感，共享经济、新零售、人工智能⋯⋯风口一个接着一个，谨慎不再是美德，当机立断地跑马圈地才是重中之重。卓尔一度觉得公司5年上市的规划并非梦想，她算了算手里的期权，嗯，财富自由就指望它了。

不过好景不长，互联网“寒冬”悄然降临，至今不见根本性好转，卓尔的公司因为以2B业务为主，受到的冲击尤为剧烈，加之此前公司CEO携部分骨干团队去美国从事区块链业务，具体经营由另一位领导负责，卓尔感觉到，上升的势头被中断了。

卓尔和自己的团队每个月辛辛苦苦地到处举办活动，但得到的不是夸奖而是质疑。新领导觉得活动都是小事情，像卓尔这样的骨干应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什么更有意义？”她当即反问，得到的回答是五个字——品牌影响力。“他想把公司做到像滴滴一样家喻户晓，可问题在于人家是2C的公司啊，我们做不做得到两说，关键是真的有必要吗？”卓尔觉得很无奈，“你给我指出哪几家2B公司做成了的？”这下轮到领导无话可说了。

对卓尔不满意的领导从外面挖了一位总监空降过来，可问题在于当时公司的经营已经趋于恶化，具体业务部门都无事可做，何况品牌部门。终于，靴子落地，在自费去海外参加完领导的婚礼后不久，卓尔收到了被辞退的通知。

婚礼回来后的第二天，总监找卓尔过去谈话，因为早已知道这个消息，她心情平静，甚至有种解脱的感觉，“我知道他们不知道我知道，有点儿绕是吧，但就是这个意思。”当总监说到我们这里有个决定⋯⋯话音未落就被卓尔打断，“你不用愁眉苦脸的，我知道你也难受，多了也不用说，不就是让我签字吗？拿来吧。”对方一口气没顺过去，脸都绿了。

与经历裁员的卓尔不同，高婧离开那家头部电商公司更多是因为家庭原因。今年34岁的高婧就职于国内一家头部电商公司，每天从住处到公司的单程距离就是40公里，花费在路上的时间起码就要2个小时，每天拼车的费用就将近100块。这还在她的承受范围之内，可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之后，简单洗漱，就到了孩子睡觉的时间了，“感觉自己很大程度上错过了孩子的成长。”

高婧自称是个对职位和收入有很大渴望的人，在互联网企业里想达成这个目的，起码职位就必须向上走，可这又谈何容易？竞争来自四面八方。而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一种偏见是，已婚已育的女性不会把自己的重心继续放在工作上了。每天早早出发，只能在车上稍微补个觉，晚上回去大部分时候也只能看到孩子的睡颜，这一切让她对工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倦怠感。

而一次偶然让她对公司极力提倡的加班文化产生了反感。在一次大规模会议上，一位领导要求手下的各位总监把员工的加班时长拉出一个表格，再把后三名的名单提交给自己，“我要一个一个请教一下这些人，是如何这么高效地完成工作的？”阴阳怪气的语调让高婧觉得很不舒服，她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单纯比拼加班时长，把该做的工作按时完成不就可以了吗？难道一定要为了讨领导欢心而降低效率？

一种偏见

从上一家公司离职后，卓尔的状态一直不太好，“我们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都是‘996’，后来才改成了每两周休息一个周末。”身体上的疲惫和虚弱却没有换来等价的回报，这让她有些灰心，甚至一度让她对未来丧失期待。

也有一些在大公司任职的朋友伸来橄榄枝，可去大公司无非是做一个小职员，收入上也很难让人满意，而且卓尔也不觉得自己能够适应对方的节奏。“比如APP的界面出了什么问题，在以前的公司，我跑到程序员电脑前就可以解决。如果去大公司，就要一层一层打报告，一周能落实就算快了。”而创业公司随时随地死掉的可能性很高，她也不想重蹈覆辙。

这个时候卓尔得知一位名校毕业的朋友原来也在做保险，这颠覆了她对于这个行业的认知。

她此前接触的保险销售，不是动不动就发来几十个50秒语音，让人烦不胜烦；就是在自己发完朋友圈后，立刻凑上来千篇一律地搭话“看你今天也过得很精彩，你今天去的地方咱们下次一起啊”；还有威胁式的“你觉得你要是现在得癌症要花30万，你拿得出这个钱吗”；或者干脆乞求自己帮忙完成一单。

这种“强推销”毫无疑问让人不快和厌憎，可是在与这位朋友接触后，她发现原来销售保险也可以是高知阶层，也可以和风细雨，也可以有另一种可能性。

入职之后，卓尔才发现这家外资保险公司里藏龙卧虎，自己的学历并不差，但在新公司几乎算是垫底，名校毕业生一抓一大把，甚至还有不少原本是大公司总监、VP级别的，“我知道香港从事保险行业的成色很高，没想到内地现在也有这个趋势了。”

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幸存者效应，毕竟能坚持下来并且持续有成果的人，也是那些在其他行业同样如鱼得水的人。

市面上成规模的保险公司，卓尔几乎面试了个遍，有些公司外宽内紧，会给员工发下来一个小册子，并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发几条朋友圈，具体内容自己在册子里选择再稍作改动，这是让卓尔无法接受的，“每天都发这种，很令人讨厌，容易没朋友的。”

在她看来，最难的往往是第一步，也就是如何把人约出来，“既然愿意见面，就证明对方对这个事情并不抵触。”之后再根据对方的收入、家庭、健康情况做出适合的方案，“其实更像是资产管理的工作。”

阿萝此前供职于一家民间团体，自由但松散，除了实习生之外，公司上下只有她一个人是全职，其他人都是兼职。在去年年底开始密集出现各家公司纷纷裁员的消息后，阿萝体会到了切身的危机感，毕竟这份工作对于其他人而言，即便失去了也只是会觉得有些可惜，但对她来说就是失去了目前拥有的大部分东西。在权衡之后她觉得做保险是一个切实的选项。

但来自父母的反对声却是大音量的，在固有的刻板印象里，长辈都会觉得保险就是“骗人的”，甚至于一次阿萝去外地做培训，让父母十分紧张，生怕女儿是被传销组织给骗走了。这种固有的印象其实来自，过去二十几年，粗放式的保险推销手段在迅速夯实市场的同时，却也造成了对于保险从业者的信任危机，虽几经监管部门整治，但恶劣印象还是徘徊不去。

虽然现在高婧已经在新职业里显得游刃有余，但最初入行的时候还是多少有些落差感，“有时候家庭聚会，原来我老公会介绍这是我老婆，是某某公司的，大家一听就都知道。而现在，一说在一家外资保险公司工作，对这方面了解少的人就需要反应一会儿。”

对于保险行业的偏见也很快在她的生活中体现了出来。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一位与高婧丈夫关系很好的公务员朋友在酒桌上坚持保险就是骗人的，高婧和对方产生了争执，场面一度有些尴尬，之后双方心照不宣，再碰面只字不提关于保险的话题。

在今年年初，事情发生变化，这位朋友主动询问高婧按自己的情况应该买什么类型的保险，这让她十分诧异。原来这位朋友不久前离开了体制内的岗位，原有的优厚福利待遇一去不复返，开始考虑如何才能给生活更多的保障。

想赚钱，卖保险？

绝大多数保险推销员的第一单，要么是买给自己，要么是卖给熟人。在转行的当天，阿萝就在朋友圈里发了个动态，紧接着就有闺蜜找上来，“其实她什么都不懂，就是想单纯帮我一下，等签完合同才问我到底什么情况可以理赔，什么情况不能。”

阿萝入行最初的一个月很难转变自己的心理身份，出门之前都要先对着镜子练习一下话术和表情，但到了现场之后发现都没用，自己还是开不了口，于是，从晚饭到宵夜，她都没有找到开口的机会。

过后，阿萝也觉得自己很好笑，“就是聊天的时候提一嘴，对方不感兴趣也不用纠缠，其实朋友反感的并不是保险行业本身，而是反感被当作一个赚取提成的工具。”

“大不了我就去卖保险。”这是很多人在心气儿不顺时会说的气话，似乎保险行业就是个中门大开的屋子，任谁都可以一脚踏进去。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对了一半，这个行业的门槛确实不高，一些外资保险公司关于学历方面只是要求大专及以上，而为数众多的国内保险公司对此甚至没什么要求。但在这个淘汰率高达80%的行当里，半吊子心态可做不长久。

瑞士再保险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和亚洲依然是保险业增长的引擎，中国极有可能在2030年代中期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市场。德国安联集团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全球保险市场调研报告》显示，未来10年，中国保险市场将回归高速增长，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新增保单将在中国产生。

与之相对的是，根据2018年普华永道发布的《中国保险消费者白皮书》，中国人均保单数量为2.89张，这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差距。

然而，即便身处上升趋势的行业，也不是每个从业者都能乘上东风。

“你能不能接受这个行业很高的淘汰率？能不能接受半年时间里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有没有想到过你的保单从哪里来？”这是保险新人在面试时经常会遇到的提问。

从起心动念到下定决心转入保险行业，高婧花了半年时间，犹豫的原因在于，她此前从未经手过与销售相关的工作，自身的性格也并非那么外向张扬，就连她丈夫一度都不看好她转行。不过高婧觉得自己的履历并不差，也不愁退路，决定先做三个月看看自己能否适应。

结果到如今，她已经入行15个月了，现在的收入基本与上一家公司持平，但除了每天见三四个客户之外，她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孩子和看顾家庭，“这么一算，虽然总的收入没变，但时薪其实是翻倍了的。”

高婧有些同事的工作强度甚至超过了互联网公司的“996”制度，每天从早到晚，凌晨时也在跟客户交流，与之对应的是收入自然也极为可观，“也都是辛苦钱”。

阿萝的一位朋友此前从事公关行业多年，两个微信号加了近万好友，但转行之后的前三个月找遍身边亲朋好友，却是颗粒无收。即便度过了入行之初的瓶颈期，在身边亲友，甚至是朋友的朋友都被“收割”干净之后，新的客户源如何开拓，是摆在新人面前的一道难关。能否跨过，也就决定了其究竟是在这个行业里是走马观花，还是有深耕下去的可能性。

保险是一面镜子

在从事保险这一行当的同时，卓尔还发现了一些朋友的另一面。

在得知卓尔转行之后，一位朋友找过来表示愿意聊聊，因为之前就已经很熟悉，她的心态也很放松，出于惯性思维，既没有走完全套流程，也没来得及说明具体情况，导致彼此的思路没有完全契合。在谈话的最后，对方甚至说，“不要和我谈什么责任，我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的，孩子也不是我想要的，我如果出事，本来就应该我老婆去管，孩子也是她想要的。不要和我谈家庭责任，我就是我，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颇有“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架势。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接下来自然也就没什么好聊。

而另一位和卓尔相熟，经常一起去旅行的姑娘，在她的印象里对方应该是那种过着衣食无忧生活的小年轻，等具体谈到购买什么类型保险的时候，卓尔才知道，原来这个姑娘的家庭曾遭受很大的变故，父母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压力。果然，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轻易”两个字。

在转行之后，高婧的成就感便不再是那些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坐在面前活生生的人。

就在她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一位老人给她发来信息，“谢谢你，钱到账了，有了这10万块钱，又够我做8次化疗了。”这位老人去年在高婧这里购买了一份保险，没想到很快派上了用场。很多老人在生病之后很怕给子女增加负担，甚至拒绝治疗只为免得人财两空，“10万块钱虽然不多，但起码给了老人一些帮助。”

在离开上一家公司后，看到前同事们还在苦哈哈地加班，看到公司内部斗来斗去，让她觉得自己提前走出舒适区并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在高婧看来，转行做保险，其实和创业很相似。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老板，可以自由规划时间，只要你想，你就可以无限制地扩充自己的团队，而且不需要付出办公室、人力等等花费，“算是零成本创业”。

入行之初，因为上一家公司造成的阴影，以及对未来的不安，卓尔对自己的新职业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没想到成绩还不错。虽然每天早上起来，之前的销售数据基本清零，又要开始开辟新的客户，周而复始，但她愿意相信，只要做出口碑，就可以在这行长长久久地做下去。

至于更远的未来，有现成的榜样在——一位同事做了十年保险，积累了一大批高净值的用户，不久前转行去为他们做资产管理了，“你看，这条路未来还是很宽的嘛。”卓尔脸上笑眯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