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再工业化”，到特朗普政府的《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一直在推动制造业“回流”。从此次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各项举措来看，其决心很大，许多举措都是以法律形式出台，比如在投资审查和技术管制等方面。
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竞争加剧的局面，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将对其他国家构成巨大挑战。
为“回流”，手段“不拘一格”
伴随着服务业的崛起，近些年美国制造业占经济比重呈持续下滑态势，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再工业化”计划并未遏住其颓势。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占经济整体比重已经从上世纪50年代的近30%，下滑至2017年的约11%。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令美国认识到制造业流失、过度依赖金融等服务业导致经济越来越脆弱。虽然之后奥巴马政府多次呼吁“再工业化”，美国国会也于2014年通过了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法案，但受经济全球化、逐步演变的全球产业链格局限制以及美国劳动力成本过高等因素制约，美国制造业“回流”计划效果并不明显。
尽管如此,美国在航空航天、军工、计算机、半导体、医疗设备等先进制造领域，仍固守着最后的荣光。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出台后，美国政府高层精英对制造业“回流”的重视，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通用汽车，到丰田汽车，再到哈雷摩托，对这些想把制造业外迁或建厂厂址不选择美国的企业，特朗普不断挥舞“推特”大棒恐吓;从富士康到软银集团，再到中国阿里巴巴，对这些想在美国投资的企业，特朗普都给予亲自接见的“胡萝卜”。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总统，特朗普这些“不拘小节”的亲力亲为产生了积极效果，影响了一些企业巨头的决策。
鉴于单个企业覆盖面太小，特朗普政府又从威胁征边境税，向发动“双反”“201”“232”“301”等各种贸易保护举措的实干转变，到最后升级到大规模地对进口钢铁及铝制品征税、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
背后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已经常被特朗普挂在嘴边或“推特”上：想要避免被征税，那就来美国生产!
2018年10月出台的《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下简称“美国战略”)也未掩饰其关税意图:为保护美国制造业竞争力,“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打击不公平的全球贸易做法、破坏美国创新的实例。”
对中国，除了大规模征税，特朗普政府又进行了技术封锁的“格外关照”。美国罗格斯大学法学院教授李继说，今后中企通过资本并购推动产业技术升级的路子将越来越难走，未来中国将不得不更多依靠自主创新来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从这个角度讲，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实质是先进制造业的竞争。
体现超前性的“美国战略”
如果说发动贸易战是特朗普政府不按常理出牌甚至破坏规则，那么“美国战略”则体现了竞争先进制造业的超前性。
“美国战略”设立了三大目标、四年行动计划以及五大着力点。其中,三大目标是：开发和转化新的制造技术;教育、培训和集聚制造业劳动力;扩展国内制造供应链的能力。从记者2018年11月对威斯康星州富士康工厂的调研看,“美国战略”目标直指美国制造业要害问题。
威斯康星各级地方政府、高校、企业应对劳动力、产业链及产学研等挑战的一些做法，已经体现了与“美国战略”较高程度的协调一致，甚至超前性。
富士康在威斯康星投资，利用美国强大的科研能力提高其创新能力的意图十分明显。在工厂预期2020年投产之前，富士康便已在威斯康星不同地区成立了3个创新中心，并与全美综合排名前30且工程学院更加突出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等高校，展开了全方位合作。
为更好解决富士康当地工厂面临的用工难问题，当地政府想了很多办法：为富士康提供补贴，启动对复原老兵的定向培训项目;与拉辛郡经济发展公司及当地社区大学合作，加强定向委培工作，参加富士康定向委培的社区大学学生，只要符合富士康用工条件，毕业时间可从之前的4年缩短为3年。
在缓解富士康产业链配备不完善方面，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2011年设立的威斯康星州经济发展公司(WEDC)——一家专门促进招商引资的公私合营机构，派出其商业和投资吸引总监杰拉·特拉斯克对富士康进行“保姆式”产业对接。
美国制造业的优势被低估
德勤《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按人才、创新政策和基础设施、成本竞争力、能源政策、物质基础设施、法律监管环境等十二大类关键竞争力驱动因素的综合评估中，中国在成本竞争力方面排名领先全球其他主要制造国，其他大多数指标处于中值区间。
因成本对利润的决定性作用，德勤将中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排在第一，但高端性、不可替代性、不可转移性仍有欠缺。
具体而言，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美国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能力十分强大，其制约因素主要是成果转化。中国被认可的是大量风投资金推动下的成果转化效率，也就是基于庞大市场规模的技术应用层面，而在基础科研能力方面仍明显弱于美国。一旦遭遇技术封锁，中国部分领域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比较优势恐难持久。
劳动力方面，中短期内中国仍有明显比较优势，但这一优势正在缩小。一方面，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大量应用令人工成本占比不断降低，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工成本也不断提高。
美国虽然人工成本高，但能源、土地、运输等成本均低于中国，且税收制度透明，法律法规环境完善，这些优势往往容易被忽视。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虽然美国的蓝领工人工资是国内的8倍、白领工人工资是国内的3倍，但经过能源、原材料、运输、税收优惠方面的综合折算，成本其实已相差不大。
产业链方面，作为“世界工厂”，在很多制造业领域中国产业链都较为健全，配套生产能力与效率都很高，中短期内也具有较明显优势。但中国很多制造业尚未升级到完全不可替代程度，在这方面，美国一些传统制造业产业链仍具优势，比如与汽车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
近几年，美国制造业整体景气度较高是不争事实。在制造业“回流”的口号下，美国制造业某种程度上被低估。虽然制造业占美国经济比重近些年一直下滑，但因美国经济总量保持稳步上涨态势，美国制造业总量其实也处于上涨态势，目前其制造业总产出量仅落后于中国，且在高精尖领域优势明显。
美国中西部的密歇根、伊利诺伊、俄亥俄、印第安纳、威斯康星等传统制造业基地，总体上依然有较好的劳动力和产业链基础，具备制造业复兴的可能。事实上，一些州的制造业表现堪称强劲。
记者调研的威斯康星州，制造业占经济比重高达20%，是江森自控、科勒水龙头、史密斯热水器等众多知名制造业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威斯康星制造业和商业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库尔特·鲍尔说，该州经济正处于近30年来最强劲的时刻，目前有80%的会员企业已反映不同程度存在用工紧张问题。
商业软环境：集聚中长期优势的关键
未来中美制造业竞争格局存在发生逆转的风险。中国能否尽快提升完善目前明显弱于美国的商业软环境，就成为能否集聚中长期优势的关键。
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市场监管执法力度偏弱、企业税负偏重且透明度有所欠缺、房价畸高影响实体经济、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等一些困扰转型经济体的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制约。如不能尽快消除这些软环境方面的隐患，会制约、侵蚀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美国中国总商会副会长、宝钢美洲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叶萌说，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是美国商业环境得到高度认可的最主要因素。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复杂的法律体系，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市场不确定性。
在创新领域，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其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
美富律师事务所纽约办公室合伙人刘江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里，“人情社会”一直是一个重要特征，它确实曾在特定环境下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这与更强调效率与公平的现代商业环境已有些格格不入。中国商业环境的提升和完善乃至各项改革的深化，都离不开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