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们在微信中醒来，在微信中睡去，在微信中挤地铁，在微信中工作，在微信中吃饭，在微信中旅行。我们舍不得错过每一条朋友圈的新鲜事，每一个社会话题或者明星八卦。
微信原本是用来填补碎片时间的工具，到头来却无情地撕碎了我们的生活。
为朋友圈而活
2014年微信应用产业峰会给出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7月底，微信月活跃用户数已接近4亿。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副主编刘瑞生看来，微信热并不奇怪。
微信是完全基于移动网络的社交工具，而它的用户基础又来自数量庞大的QQ用户以及手机通讯录，高黏度是它的特性。因此，用户也更容易形成圈子性的交往。
相较而言，微博主要是一个被意见领袖所主导的传播形态，它更像是一个舆情热点的发布平台。
“正是因为微信是一种强关系的链接，人们在微信上发布消息，往往希望获得一些反馈，无论是点赞还是评价。”中科院心理所教授、副研究员祝卓宏说，“响应的人越多，刺激的强度越大，就会逐渐形成所谓的操作性条件反射，从而强化这种行为。”
典型的例子：无论饭前饭后都必须照相的，刮风下雨都要自拍的，看到名牌就要合影的……如果这还不算什么，那么，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记忆中的一段旅行经历，则让人不得不感叹朋友圈里的“本末倒置”。当一群朋友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参观，从进门起，同行的一个伙伴便连连抱怨Wi-Fi问题，一路都在“整治”，当Wi-Fi终于连上，他第一时间就是拍照并上传到朋友圈。
那一刻，谁说不是在“为朋友圈而活”。
如今，随着微信用户数量的增长，朋友圈也开始迅速膨胀，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代购信息、心灵鸡汤、养生秘籍，不堪其扰。种种被朋友圈绑架的行为，让“逃离朋友圈”的行动悄然兴起。
对此，祝卓宏认为，自我觉察非常重要。必须意识到，刷屏的行为是否真实地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如果是，就需要进行控制和管理。
碎片化时代的争议
除了朋友圈，随着微信的流行，公众账号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同样是截至2014年7月底，它的总数达到了580万个，且每日新增1.5万个，接入App总量达6.7万个，日均创建移动App达400个。
人们所接收的信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高度碎片化的形式出现。
刘瑞生认为，这对传统阅读模式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信息社会，信息的碎片化就是一种潮流。”
对此，人们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
脑科学得出的一种结论是，这种形式会严重分散人的注意力。研究显示，前额叶处理问题的习惯倾向于每次只处理一个任务。多任务切换，只会消耗更多脑力，增加认知负荷。因此，有科学家相信，这种“浅尝辄止”的方式，会使大脑在参与信息处理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肤浅”。
在坚定地反对这种“快阅读”的队伍中，美国埃默里大学英语教授马克·鲍尔莱因是一位代表性人物。他所著的《最愚蠢的一代》一时间冒犯了诸多年轻人。
在他看来，互联网的危险在于， 它提供的知识与信息资源过于丰富，让人们以为再也不需要将这些知识与信息内化为自己的东西。
江晓原说：“我对人类的总体智慧是有信心的。可至少在一部分人那里，碎片化的阅读会‘矮化’他们的文化。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耐心和习惯去阅读一本书籍，甚至是一篇长文。而文化是思想的产物，它需要创造者付出时间和专注力。”
也许有人会质疑，在没有数字阅读的时代，我们身边又有多少人去选择阅读经典？但江晓原认为，每个人拥有的时间是有限的，当你无止境地将它贡献给网络信息，客观上还是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
不过，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帕尔弗并不这么看，他认为这些假设很可能是错的，因为他们低估了年轻人在网络上获取知识的深度。他们也错过了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数字一代”如何感受新闻：用建设性的方法与信息互动。
不必害怕被时代“抛弃”
韩寒曾写道：身边的碎片越来越多，什么都是来得快去得快，多睡几个小时就感觉和世界脱节了，关机一天就以为被人类抛弃了……
江晓原认为，网络时代，人们的“疯狂”并不是真正源于对信息的渴求，而是害怕被“out”。
你知道“同辈压力”吗？就是朋友之间要做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穿同样的衣服，遵循同样的规则。
2014年冬天，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火遍全中国。朋友圈中讨论着各种相关的话题。根本用不着推荐，因为周围人几乎都在观看。
那时候，如果你不知道“都教授”，恐怕就没什么可聊的了。
“这种为了资本增值而创造的信息，我不认为它有任何价值。”江晓原的观点在有些人看来可能过于“极端”。但也许可以迫使我们思考，什么对于我们而言才是最重要的。
一位美国创业家曾说过： 我们处在一个对信息遗漏恐惧的时代，每个人都害怕自己会错过些什么。我们担心就在眨眼的那一刻，一个大机会就溜走了。但生活是很长的，你完全可以消失几周，变得“无用”几周。这样带来的影响反而让你更加成功。
相反，真正可怕的是，因为害怕这种错过，急于想要跟上时代的节奏，而乱了自己的步伐。
你真的会驾驭技术吗
关于网络时代的争论，归根结底是要提醒用户：你是否能将这种技术驾驭得很好。一方面如何避免科技设下的“陷阱”，一方面如何恰到好处地在原本没有使用技术的地方使用它。
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45.4%的人因为“方便随时随地阅读”而选择数字化阅读方式；其次，31.1%的国民因为“信息量大”而选择数字阅读。
新媒体能够满足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它无法代替诵读经典所能带给我们的心灵上的收获。刘瑞生认为，新媒体只是丰富了我们的阅读方式，但不会彻底颠覆我们的阅读习惯。
微信仅仅是用来填补碎片时间的工具，大块的时间仍然是应该用来正经地工作、学习，以及阅读严肃作品。
事实上，有阅读习惯的人并不会放弃深度阅读的时间。刘瑞生坦言，没有统计数据显示，国际上互联网最为发达的国家的国民年人均读书量在下降。
在他看来，靠改变媒体传播形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民阅读缺失的问题。“从社会文化和教育层面，从小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恐怕更为迫切。”
江晓原也表示，无论在地铁上还是航班上，发达国家乘客手持书本阅读的比例明显高于国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更早受益于新技术的人恰恰也更懂得抵御它、控制它。
他告诉记者，美国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低学历家庭的孩子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要多于高学历家庭的孩子。这也引发了社会担忧，前者更容易受到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后者因为具备更好的识别能力，更懂得趋利避害，这可能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我们并不是要反对新媒体，而是必须时常反思，并对此保持警惕。无论何时，人类都不能被技术所主宰。”
摘自《读者（2015年底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