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灾难会给影视创作带来何种影响
作者 / 吕世明
又是一年纪念日。
汶川地震已经整整过去十三年，这也是千禧年后中国所遭遇到破坏力、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地震，时至今日汶川大地震仍旧每年都被大家在殇日会谈及的话题。
相对而言，在唐山大地震足足过去三十四年之后，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方才上映，一代人的记忆重新被唤醒，跨越三十余年的故事让当年很多观众潸然泪下，该片也取得了2010年国产片票房冠军。
所有中国人从小学课本和各个方面教育都应该知晓“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饱受困苦的国家”，中国内地长期以来受遭受到的困难和灾害一直要比其他国家多。
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转折无一例外深刻的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和民族，同样他在影响到每一个人，能否用影视作品去展现这些也是所有电影人和影迷长久关心的问题。
灾难电影亟待政策支持 最易展现民族凝聚力
今年是汶川地震13周年，不同于略显久远的唐山大地震，即便现在很多90后，也都对当年的大地震记忆犹新，甚至要比时隔仅仅三个月的北京奥运会让很多民众刻骨难忘。
▲澎湃新闻512直播“猪坚强”进入弥留
但近些年直接展现汶川大地震题材的影视作品并不多，很少有影片能够引发观众和媒体的更多重视，甚至民众对于汶川地震中幸存的“猪坚强”和一些知名幸存者所保持的关注都已经超过本场灾难了。
与其把目光聚焦到“猪坚强”身上，倒不如更多重视一下汶川地震中的人和事。相比于唐山大地震时中国所面临的困难，汶川地震时期我们能用更快、更便捷的响应速度去面对灾情，这一点要比三四十年前更让国人振奋和感动。
但仅有感动人的事件和人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灾害发生的过程中，还是灾后漫长的恢复阶段，每个人（包括不同团体和组织）在面对这些事情时所体现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
并不是在创作层面缺乏足够的动力，其实无论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地震，包括近年来内地的一些自然灾害，在文学作品方面不乏一些精品，但受限于剧本的孵化期、影视公司的影响速度和相关部门的扶持力度，这部分作品影视化之路都异常艰难。
▲《唐山大地震》拍摄工作图
其实冯小刚想拍《唐山大地震》的念头依旧，张翎（暨电影改编小说的《余震》的原著作家）创作《余震》是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之后。
但能够让这部影片获得机会的更多还是源于了当时唐山市政府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是2008年唐山市委市政府为24万罹难同胞修建纪念墙后，直接更大力度去支持了《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工作。
2010年7月12日《唐山大地震》首映礼在唐山举办，时任广电总局副局长的张丕民在致辞中也指出，影片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同时也是全国军民在抗击灾难的进程中，用鲜血、生命、理想和信念共同铸造着民族之魂。
可见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之下，灾难影片反而更容易引发民族的凝聚力，这点和欧美国家相类似题材影片更多展现个人英雄主义不完全相同，但最终的结果是殊途同归的。
灾难电影的核心是重建和新生 活下去才是永远的主题
前段时间有个抖音段子挺火，大体是表现各个国家文学作品的主体思想。
其中说到英国文学-我为荣誉而死、美国文学-我为自由而死、法国文学-我为爱情而死、俄国文学-我会死、日本文学-我想死。
但到了中国文学，则是“活着”。
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戏谑，但仔细一想，这可能是长久以来我们一直不敢承认的事实，特别在灾害来临之时，求生欲是所有人都无法逃脱的，也是需要必须面对的。
在《唐山大地震》上映之时，最为大家所诟病的是影片虽然名叫唐山大地震，但135分钟影片，地震的情节在影片一刻钟之后便结束，后面三十余年的故事情节铺陈在两个小时的影片之中，真正展现灾害的情节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23秒的灾害过程需要32年的心理洗涤和过滤，但仍然会存在相当一部分的观众会表示不理解，毕竟2010年左右，内地电影工业化体系开始加剧，进口大片也用超高强度的工业化体系冲击着我们的视野，即便《唐山大地震》当年已经用了相对完成的工业化做高度应对，仍然较难满足全体观众的苛刻要求。
但即便是这样，《唐山大地震》仍然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大陆最成功的灾难电影，在《流浪地球》出现之前，很少有灾难影片可以获得更高的社会讨论度，当然工业化的逐步提升从基本层面也会提供给中国灾难片更多更好的机会。
▲《流浪地球》中国出品（2019年上映）
如果把《流浪地球》科幻的外皮褪掉，他本质上也是一种灾难片，和《2012》《星际穿越》没有本质区别，但《流浪地球》和一些国产灾难片相同的核心都是大家要尽可能一起活下去，这是基于了中国人从内心底的生存欲望和家国一体的感情。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内地，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灾难影片中，即便他们可能拥有比我们更完备的工业化体系、可能他们有比我们更好的讲故事方式，但也更多的注重灾难后的人和社会的重建工作，而且不仅仅是灾难片，一些战争片也更多会把笔墨和落脚点放置到战后的心理康复过程。
十年前可能当时的观众还认识不到《唐山大地震》和《一九四二》的优秀和高明，毕竟对于苦难而言，当时的观众（也包括现在的）很难有切身的体会，2008年后，中国的经济开始更高速的发展，从心里到身体上，观众已经舒服惯了，认识不到、也意识不到灾难带给我们的切肤之痛。
后疫情时代灾难电影，将回归到更高级的人文关怀
其实在近年内地影厅，是不乏高质量的灾难电影，包括像《中国机长》《救火英雄》都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并且也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认可，得到很多国家层面的奖项。
客观来看，类似此主旋律级别的灾难电影，不仅仅有较高的制作成本和工业化规模，也需要相当的高准入门槛，是很难被中小制片公司捕获并参与到其中，也很难将自己的类似项目推动到头部和腰部。
去年的疫情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电影行业，同时也给电影行业、特别是内地电影行业进行了一次洗礼和淘汰。从负面来看，阻碍和制约电影&电影院发展的因素非常凸显。但在去年暑期和今年春节后，这些制约因素在逐一的削减和变弱。
▲《二十二》中国纪录片（2017年上映）
2017年上映的纪录片《二十二》在一个相对“混沌”的市场环境下取得了内地纪录片的票房翘楚，如果把抗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当成一场灾难，那么遗留的“慰安妇”题材影片，也多少可以看成一种另类的灾难电影，至少对于这些慰安妇而言，这场战争毫无疑问就是一场灾难。
最终让这部纪录片赢得市场和观众的还是影片的浓厚的人文关怀，这也是内地灾难影片必须要做到和长久都要坚持的，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无论是正在后期紧张制作并会在年内上映的“抗疫影片”，还是未来的一些仍旧在项目孵化期&停留在编剧脑海中的灾难影片，人文关怀已经是绕不开的话题。
当然在目前的网络视频平台上，灾难片更多会被狭义的定义为怪兽电影，受到网络受众群体的特殊性，这部分感官刺激强烈的影片可能都有相对不错的收益，也会在资本层面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持，这种影响多少也一点点渗透到了大电影之上。
从疫情后，内地的民众对于整个国内和国际上的形势和关系有了更多和更深的认知，大家也都深刻的了解到内地能够取得今天抗疫的阶段性胜利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这不仅仅是喊喊口号就能做到的，需要群策群力和国家层面更多的资源去调整和调动才能获得。
回到电影层面，之后的中国灾难电影，包括抗疫电影，肯定不会是简简单单的“新闻简报”和“人物传记”，近几年非市场化运作下内地其实是不缺乏此类的公式电影和命题电影，这些影片和中国电影的整体趋势是向逆的。
在相关部门的提倡和主导之下，更多的贴近现实主义和普通群众生活，用市场化认可的方式去孵化影片项目，用人文关怀为影片的主导和核心，这才是未来中国灾难电影的真正方向，仅依靠感官的简单刺激是很难让观众和市场买单了。
疫情已经过去一年有余，伴随着疫苗的进一步接种，中国内地的生产生活也进一步恢复常态化，电影市场也伴随着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像春节档的《你好，李焕英》和清明节期间的《我的姐姐》都在提倡家庭的回归和人文关怀，这些都给予未来中国电影在多个题材的发展一个新思路，也会影响到灾难片的制作和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