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3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18）》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京津冀蓝皮书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京津冀三地专家学者共同研创。
本年度蓝皮书以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机制与新模式”为主题，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构建了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与模式分析框架，提出：要素禀赋与空间分异是协同发展的基础；区域内自组织和区际合作是协同发展的具体行动；创新机制与模式是实现协同发展的关键；功能互补与融合是协同发展的目标。运用分析框架，本报告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领域的机制与模式进行系统梳理，得出：从协同机制看，协同创新机制日趋完善、成效不断显现，形成了补偿主体以中央为主、补偿方式以经济和技术补偿为主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了以“双边合作”为基础的财税协调机制；从协同模式看，形成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功能融合发展、中关村跨行政区协同创新和天津自贸区制度创新试验推广等模式。建议从协同机制和协同模式两条路径，提升京津冀城市群实力，推进空间优化与区域协调发展。
京津冀政策机制不断创新，三地协同创新成果激增
京津冀三地政府创新体制机制，有效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北京出台了《北京市“十三五”时期能源发展规划》《首都科技创新券资金管理办法》等多项政策，“京冀联合建成新能源与智能电网装备产业检测认证服务平台”“区域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与科技示范项目”等多类创新平台相继落成。这些政策重点聚焦企业与京津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共同开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持续创新的新机制，有效推动了京津冀区域内资源共享，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大数据与云计算等产业升级或合作平台搭建，推动构建京津冀现代能源体系，促进三地生产动能的转化。天津出台了《天津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天津市“新型企业家培养工程”实施意见》等相关政策，为三地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体构建创新了多项机制，同时有效促进了三地企业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河北出台了《河北·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2017——2020年）》《河北省创新调查制度实施细则（试行）》《支持中央驻冀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试行）》等相关政策，倡导建立京津冀科技统计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究构建京津冀协同创新统计指标体系，开展协同创新统计调查和监测评价。成立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促进三地科技成果在示范区转化推广。综合来看，三地协同创新机制的完善有效推动了联合创新成果的高效产出。
三地企业协同创新成果迅猛增长，北京始终发挥核心引领作用。从三地企业联合创新成果总量看，2012年至2017年10月，京津冀三地企业联合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达23313件和17289件。其中，2016年三地企业联合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8255件和5195件，同比增长95.4%和93.9%，分别是2012年的6.8倍和7倍，说明三地企业联合创新步伐明显加快，联合创新成果激增。从分合作区域（京津、京冀、津冀、京津冀是指参与联合创新企业的工商注册所在地。）的企业联合创新成果产出量看，2014年至2017年10月，京津和京冀企业联合创新产出量为14863件，占三地联合创新产出总量（15342件）的96.88%。其中，2014年至2017年10月，京津两地企业联合创新产出量为6107件，占三地联合创新产出总量的39.81%，京冀两地企业联合创新产出量为8756件，占三地联合创新产出总量的57.07%，津冀两地企业联合创新产出量为389件，占三地联合创新产出总量的2.54%，京津冀企业联合创新产出量为90件，占总量的0.59%。综合来看，京津、京冀两地企业联合创新成果产出量较多，而津冀与京津冀企业的联合创新成果产出量相对较少。这反映出北京企业在联合创新中发挥了核心带动作用，京津冀创新合作亟待提升。
京津冀生态治理协同：补偿主体以中央纵向补偿为主，补偿方式以经济和技术补偿为主
生态环境恶化是京津冀城市群共同面临的难题。而要破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三地统筹规划，重点聚焦西北部生态涵养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方面，北京市同张家口、承德两市对接，签署了《京津冀水污染突发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合作协议》《京津冀协同发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框架协议》，共同研究制定北京市生态功能红线划定工作方案，共同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建设、太行山绿化、退耕还林、京冀林木有害生物联防联治项目等一批重点工程。目前，以北京、张家口为主的京津冀西北部地区初步形成了以中央纵向补偿为主，地方横向补偿为辅，经济和技术为主要补偿方式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第一，形成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补偿主体。根据张家口市财政局的数据，2009——2016年，中央对张家口市的生态转移支付从1.89亿元迅速增长到9.45亿元，增幅达到400%（见图8）。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河北省及张家口市）迅猛提升，从2009年的0.23亿元大幅提升至2015年的0.53亿元。且张家口市环保支出增幅远高于张家口市地区生产总值（GDP）和财政收入增幅。2001——2015年张家口市风沙源防治、退耕还林还草等重点工程投资总额达到30.47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达27.56亿元，占总投资的90.45%；地方政府财政资金达2.91亿元，占总投资的9.55%。第二，形成以经济和技术补偿为主的补偿方式。张家口市现行的生态补偿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补偿，主要包括中央直接生态补偿资金、横向补偿资金、生态奖补等；另一类是技术补偿，主要包括人员培训、技术设备等生产资料补偿。从项目来看，主要包括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还草、巩固退耕还林还草、北京水源保障等。资金来源主要以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为主。
创新协同机制促进京津冀城市群实力提升与经济结构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这是对我国区域发展的新要求，是新时代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途径。京津冀作为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亟须创新体制机制实现经济结构优化与功能提升，提升城市群整体实力；还需要通过探索协同发展新模式，融入新机制，促进城市群内部的功能分工和结构优化，实现城市群内部协调发展。
1.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
一是要搭建京津冀创新资源信息共享平台。依托“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建立“京津冀创新要素服务平台”。为创新要素的供给与需求搭建桥梁和互通机制。二是要构建创新主体交流机制。在人才交流方面，通过高校设立异地分校、开设跨域高校联合培养项目、共同承担课题研究、定期召开学术论坛、组建国外访学团等途径，为三地科研人员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在研发投入方面，政府一方面提高R&D经费的投入强度，另一方面设立专门性研究课题，与高校、企业、科研院所按比例出资共同支持科技研究。在企业创新创业方面，鼓励其创办附属研究院。给予科技型企业异地（特别是在河北）设立分公司、子公司税收优惠政策和金融机构贷款支持政策，鼓励高校科研人员在科研院所、企业入股分成和在津冀创办科技型企业。三是要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推广平台。由三地科技部门协调，建立“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平台”和“京津冀技术交易市场”，将三地现存的技术交易平台隶属到“京津冀技术交易市场”之下，共同为创新成果的交易、转化和推广提供科技服务和承载空间。
2.构建产业转移对接机制
一是以构建区域一体化要素市场为基础。在劳动力要素流动方面，建立京津冀区域的人才服务保障体系。运用大数据建立京津冀人力资源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将供给与需求有效对接，降低人才流动风险。在资本流动方面，对接三地功能定位，建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财政资本跨域流动机制。在区域技术市场方面，在“京津冀技术交易市场”下统一进行技术流转与交易，并构建区域产权交易联盟。二是以产业转移、对接和产业链延伸为抓手。首先要制定京津冀产业指导目录，加快津冀承接平台建设。其次，要立足三地功能定位，引导企业业务的错位发展；制造业方面要依托北京科技资源优势和津冀先进制造业基础，天津应加大技术要素和资本要素投入，做大做强高技术产业。最后，形成产业链并扩展延伸。京津应向产业链高端环节延伸，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强化研发活动，加快培育在全球价值链高端领域的渗透力和竞争力。将产业链中低端配套放在河北，通过构建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条，实现区域产业深度合作。三是以配套服务机制为保障。建立如区域内户籍、社保等相互认证制度等，吸引劳动力因地就业和资本跨域转移。
3.完善京津冀生态补偿机制
一是完善市场运作的生态补偿机制。市场补偿是政府补偿的有益补充，是促进生态补偿机制实现有效运转的关键。建议加快推进生态资源价值化，建立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运作机制，同时鼓励民间组织和个人以购买京津冀生态彩票、居民自发植树造林、慈善捐赠或者向碳基金组织购买碳汇、采取低碳生活模式等方式，为生态环境建设贡献力量。完善生态产品资格认证制度。以对高质量生态产品高付费的方式，形成一种由消费者埋单的生态服务付费机制。二是完善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机制。一方面可以综合考虑投入成本、机会成本和服务质量来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在明确地区的发展阶段、地区补偿的承受能力和市场价格变化等前提下，生态补偿上限为发展阶段和社会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生态补偿下限应至少能弥补生态补偿直接成本；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生态涵养区为承担生态主体功能区的主要功能而丧失的经济发展机会可能带来的收益。
4.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
一是建立公共服务对接共享机制。在医疗方面，推进三地医疗服务信息公开透明，建立跨行政区的网络预约挂号机制，同时保障三地社保体系的无缝对接。加快在京医疗机构在天津、河北设立分院，促进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在教育方面，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推进津冀两地博物馆、科技馆等重大科教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建立“科技游览”一卡通，并对专业性人群进行试点开放，促进科技教育资源共享。二是建立高层次医疗、科技、教育人才共享机制。建立三地教育医疗的定向对接机制，如学生异地教育学分互认、教师互派挂职、取得重大科技成果人员异地挂职与授课、疑难疾病联合攻关、重大疾病联合会诊等机制，有效推进教育医疗资源的共享。
5.探索财税协调机制
一是建立京津冀财政统一规则。建议在京津冀探索建立区域预算一致规则。具体包括预算与政策、预算与现金管理、具体的财政收支活动等方面的统一规则。二是创新适合京津冀区域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在现有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基础上，建议扩展京津对河北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以合理方式“抽肥补瘦”，抑制地区间差距扩大。三是建立财税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机制。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对京津冀三地的财政、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及时发现不足，补齐政策短板，提高区域性财税政策的实施质量。
创新协同模式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空间优化与均衡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这是对我国区域发展的新要求，是新时代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途径。京津冀作为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亟须创新体制机制实现经济结构优化与功能提升，提升城市群整体实力；还需要通过探索协同发展新模式，融入新机制，促进城市群内部的功能分工和结构优化，实现城市群内部协调发展。
强化北京“一核”与“两翼”的空间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北京高质量发展应紧紧围绕首都功能定位，立足全局，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建设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同时借助非首都功能疏解，强化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的极化与辐射作用。一是高标准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并带动周边区域发展。要发挥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中心城区其他相关功能和人口疏解。促进行政功能与生态宜居、文化旅游、商务服务等功能的有机结合，处理好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关系。进而带动北京南部、天津北部、廊坊北三县的崛起。二是实现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从行政管理机制、生态环保机制、创新驱动机制、开放发展机制、高端人才引入和培养机制、投融资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保障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建成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进而发挥其带动冀南地区崛起的辐射外溢作用，实现区域整体的空间结构优化与协调发展。
深化天津自贸区对接京津冀的合作模式，发挥制度示范和溢出效应
一是对接京津冀，构建高效畅通的工作协调机制。通过建立沟通联络协调机制、风险评估和风险防范机制、与雄安新区对接机制等方面的合作制度，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素流动市场化，从而发挥自贸区对京津冀的辐射带动作用。二是辐射京津冀，积极申报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港意味着京津冀地区可获得最高的对外开放平台，吸引整个东北亚的海运货物到此集结、转运，或加工和仓储，更好地发挥极化辐射带动作用。因此建议加快推进自由贸易港的申报工作。三是示范京津冀，提供人才引进的政策样板。自贸区要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创新人才落户、激励和发展的保障机制，优化高级专业人才的发展环境，改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条件，推广完善管理层期权持股等激励制度。建立自贸试验区人才信息库，给予高端外籍专家永久居留权，为三地引入尖端人才提供样板。
基于均衡度的测度——京津冀三地教育、医疗、创新均衡度上升，经济均衡度下降，居民生活均衡度变化不显著本
蓝皮书从经济、居民生活、创新、医疗、教育5个层面，分别选用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授权三项专利数量、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等指标，对京津冀三地发展的均衡度进行测度，运用北京与天津、北京与河北、天津与河北各指标的比值（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反映具体差距，运用京津冀11个地级市数据计算加权变异系数来反映总体差距。
1.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三地差距有所上升、经济发展分化加剧
2007——2016年，京津冀三地人均GDP呈逐年上升趋势，北京由60096元增加至118198元，年均增长率为7.8%；天津由47970元增加至115053元，年均增长率为10.2%；河北由19662元增加至43062元，年均增长率为9.1%。但三地差距有所增加，通过计算京津冀地区人均GDP的加权变异系数可知，2007——2016年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呈扩大趋势，加权变异系数由2007年的0.3464上升至2016年的0.5150。
具体来看，河北与京津两地存在较大差距（比值大于2），其中与北京的差距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北京与河北的人均GDP比值由2007年的3.06下降至2012年的2.39又上升至2016年的2.74；与天津的差距总体呈上升态势，天津与河北的人均GDP比值由2007年的2.44上升至2016年的2.67。北京与天津的差距较小（比值保持在1.1左右），2011年开始天津人均GDP开始高于北京，2016年北京人均GDP近6年来首次超过天津。
2.从居民生活来看，三地差距变化不显著，但城乡差距正逐步缩小
在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方面，2013——2016年，京津冀三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以相同速度增长，北京由44563.9元增加至57275.3元，年均增长率为8.7%；天津由28979.8元增加至37109.6元，年均增长率为8.6%；河北由22226.8元增加至28249.4元，年均增长率为8.3%。从三地间的差距来看，北京与河北之间的差距较为显著（比值大于2）且呈缓慢扩大趋势，北京与河北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由2013年的2.005上升至2016年的2.027；津冀之间、京津之间的差距较小（比值低于2），其中天津与河北之间的差距最小但略有上升，天津与河北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由2013年的1.304上升至2016年的1.314；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差距也有所增加，北京与天津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由2013年的1.538上升至2016年的1.543。
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方面，2013——2016年，三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以相同速度增长，北京由17101.2元增加至22309.5元，年均增长率为9.3%；天津由15352.6元增加至20075.6元，年均增长率为9.4%；河北由9187.7元增加至11919.4元，年均增长率为9.1%。从三地间的差距来看，京冀之间和津冀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大，其中北京与河北的差距最大且有所扩大，北京与河北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由2013年的1.861上升至2016年的1.872；天津与河北之间的差距呈上升趋势，天津与河北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由2013年1.671上升至2016年的1.684。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比值接近于1）且略有下降，北京与天津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由2013年1.114下降至2016年的1.111。
从城乡差距来看，北京、河北两地的城乡差距较大，而天津的城乡差距较小，三地的城乡差距均呈下降趋势。2013——2016年，北京、河北两地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一直大于2但有所下降，北京的比值由2013年的2.606下降至2016年的2.567，河北的比值由2013年的2.419下降至2016年的2.370；天津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由2013年的1.888下降至2016年的1.848。
3.从创新水平来看，三地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2007——2016年，三地每万人拥有三项专利授权数量均呈快速上升趋势，北京由8.9件/万人增加至46.3件/万人，年均增长率20.1%；天津由5.0件/万人增加至25.4件/万人，年均增长率19.8%；河北由0.8件/万人增加值4.3件/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0.9%。通过计算京津冀三地每万人拥有三项专利授权数量的加权变异系数，可以看出近三年来三地在创新方面的差距开始缩小，加权变异系数由2014年的2.6645下降至2016年的1.9408。
具体来看，京冀两地差距尤为显著，北京与河北每万人拥有授权三项专利数量的比值一直在10——13之间波动，2011年达到峰值13.19，近3年呈现下降趋势，2016年比值为10.86；津冀之间差距较大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天津与河北每万人拥有授权三项专利数量的比值由2007年的6.49下降至2016年的5.97；京津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北京与天津每万人拥有授权三项专利数量的比值在2左右波动，2016年比值为1.82。
2007——2016年，京津两地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均出现下降，北京由2007年的69.9张/万人降低至2016年的53.9张/万人，天津由47.2张/万人降低至42.2张/万人，而河北呈显著上升趋势，由30.0张/万人增加至48.3张/万人，年均增长率为6.1%。通过计算京津冀三地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的加权变异系数，可以看出三地在医疗卫生水平上的差距总体呈下降趋势，加权变异系数由2007年的0.3238下降至2016年的0.0956。
具体来看，京冀之间差距缩小最为显著，北京与河北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的比值由2008年的2.33下降至2016年的1.12；京津之间差距总体呈下降趋势，北京与天津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的比值由1.48下降至1.28；津冀之间差距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2008——2011年天津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高于河北，二者比值由1.58降低至1.36，2012——2016年河北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高于天津，二者比值由1.03上升至1.14。
4.从教育水平来看，三地间差距也呈明显缩小态势
2008——2016年，京津两地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均出现下降，北京由2008年的6750人降低至2016年的5028人，天津由4534人降低至4058人，而河北逐年上涨，由1811人增加至2191人，年均增长率为2.4%。从三地间的差距来看，京冀之间的差距尤为显著，但呈现显著的逐年下降态势，北京与河北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的比值由2008年的3.73降低至2016年的2.29；津冀之间差距逐年缩小，天津与河北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的比值由2008年的2.50下降至2016年的1.85；京津两地的差距相对较小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北京与天津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的比值由2008年的1.49降低至2016年的1.24。
基于融合度的测度——京冀融合度较高，京津次之，津冀较低
三地分工形势明确：北京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优势显著，河北一二产业具有优势，天津居中
蓝皮书运用龙信企业大数据中的行业存续企业注册资本总额计算京津冀三地的区位商，来反映京津冀地区的分工情况，进而判断京津冀三地的融合度。选取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及部分第三产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计算京津及河北11个地级市这些行业的区位商（LQ），LQ>1说明该行业具有优势，LQ
根据2016年京津冀各地级市行业存续企业注册资本总额区位商可知，北京的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优势显著，京津及河北11个地级市中，仅北京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区位商大于1，北京的这三个行业具有比较优势；河北的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第一、第二产业，河北各地级市的优势产业均为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石家庄在金融业方面同样具有比较优势；天津的优势产业介于北京和河北之间，其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具有比较优势，特别是金融业优势相对显著。
京津冀三地合作愈加紧密，北京是三地合作的核心驱动力
蓝皮书运用龙信企业大数据中的联合专利申请量和联合专利授权量两项指标来衡量京津冀三地的合作情况，进而判断京津冀三地的融合度。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以来三地合作变得更加紧密。从2012年开始，京津冀三地联合专利申请量及联合专利授权量增加显著，尤其是2014年以来增长态势迅猛，三地联合专利申请量及联合专利授权量分别为4268件和2888件，分别为2013年的2.6倍和2.4倍；2016年，三地联合专利申请量和联合专利授权量分别高达8225件和5195件，是2013年的5.0倍和4.3倍。
北京在京津冀联合创新中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京冀、京津两地合作较为紧密，津冀合作相对不足，2014年以来京冀两地、京津两地的合作大幅增加。2012——2016年，京冀两地企业联合专利申请量和联合专利授权量最多，分别为9475件和7051件，占比五成左右（占比分别为48.7%和55.5%）；京津两地次之，企业联合专利申请量和联合专利授权量分别为9352件和5195件，占比在四成左右（占比分别为48.1%和40.9%）；津冀两地合作及京津冀三地共同合作明显不足，占比不足5%。2014年以来，京冀两地、京津两地企业合作加速，以2014年为例，京冀两地企业联合专利申请量和联合专利授权量分别为2577件和1878件，是2013年的2.8倍和3.0倍；京津两地企业联合专利申请量和联合专利授权量分别为1626件和946件，是2013年的2.4倍和1.8倍；津冀两地合作和京津冀三地合作变化不显著。
石家庄、唐山等地有望成为京津冀地区加强联系的重要节点
蓝皮书分析指出，石家庄、唐山与京津两地的联系较为紧密，且具备良好的基础实力，拥有成为京津冀地区重要枢纽的潜力。从联系度来看，石家庄、唐山两个城市具有明显优势，以交通联系为例，石家庄与北京之间的列车总量位居第二名，每日互通列车近300次，唐山与天津之间的列车总量位居第四名，每日互通列车近200余次；以资金联系为例，石家庄和唐山是京津投资的热点地区，2014——2016年，北京和天津对唐山、石家庄的投资额分别为1221.9亿元和45.8亿元，唐石两地占据了近五成的北京对河北的投资，所占据的天津对河北的投资超过三成。从基础实力来看，以地区生产总值为例，2016年唐山和石家庄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3323.8亿元和3214.8亿元，位列河北省前两名，占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五成（唐山占比25.0%，石家庄占比24.2%）。
持续创新京津冀区域财税制度，统筹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
蓝皮书分析指出，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以及三地政府的协作下，京津冀区域财税制度创新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区域性财税制度创新取得的重要进展
1.初步形成了有利于京津冀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财税制度创新机制和模式：一是中央政府主导供给的模式；二是北京市主导的“双边合作”供给模式；三是京津冀三地合作供给的模式。通过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创新，在行政管理类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改革方面迈出了较为坚实的步伐；在交通、环境以及产业三大领域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2.探索并建立了有助于区域协同发展的京冀和津冀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首先，《京津两市对口帮扶河北省张承环京津相关地区工作方案》在“保障措施”中，明确要求北京市对口帮扶资金平均每年不低于5 亿元；天津市对口帮扶资金平均每年不低于2 亿元。其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6〕31号）要求推进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研究制定以地方补偿为主、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办法。重点推动在京津冀水源涵养区等开展跨地区生态保护补偿试点。
3.河北省在整合财政资金提升资金利用效率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以及北京、天津两市政府均为河北省提供了财政资金支持。这些资金，有来自于中央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同时也有来自于北京和天津的横向转移支付资金。河北省还对相关项目提供了一定规模的配套资金。河北省在整合财政资金，提升资金利用效率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4.京津冀协同推进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突破和进展。一是通过各级政府投入成立各类产业引导基金，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机制，推动市场力量参与京津冀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为划清政府和市场边界，提高财政投资效率创造了条件；二是通过发行国内外债券，扩大融资规模，节约融资成本；三是以PPP 模式，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推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投融资体制改革。
区域财税制度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京津冀财政能力依然呈“断崖式”落差，且呈现“固化”趋势。在不考虑中央补助的情况下，就财政收入规模排序而言，京津冀三地财政收入差距并不显著。然而考虑人口因素后，京津冀三地财政收入呈现“两极端”。以2016年为例，北京、天津、河北财政收入规模排序依次是：第6、第11、第10；人均财政收入排序则变为：第2、第3、第26。通过中央补助收入，京津冀三地财政收入差距虽有缩小，但仍存在巨大差距。
2.有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持续供给机制尚未形成
3.多中心治理格局下的财税协商机制仍未建立。
持续创新区域财税制度的相关建议
1.以“共建”理念创新京津冀财政制度安排。一是设计并建立京津冀一致财政规则。建议在京津冀探索建立区域预算一致规则。一致性具体体现在预算与政策、预算与现金管理、具体的财政收支活动等方面。同时还应探索清理区域税制待遇的统一，以及对税收共享机制的探索。二是强化京津冀区域财政规划的统筹与衔接。以京津冀作为区域整体，强化预算与政策、规划间的统一性。编制区域中期财政规划。根据京津冀五年发展规划，尝试以五年为一个周期，编制京津冀五年预算规划，保证预算与规划、政策的衔接。
2.以“共享”理念创新京津冀财政性资金统筹机制。一是要继续创新适合京津冀区域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二是要建立京津冀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基金。
3.以“共赢”理念创新京津冀财税政策设计。一是要完善财政补贴政策助推产业加速转移；二是要完善税制设计促生产要素跨辖区流动。
4.以“共管”理念建立财税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机制。具体包括京津冀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的评价方案、评价指标以及评价结果利用机制，将评价结果应用于财税政策的修订与完善，从而不断提高京津冀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和质量。
天津自贸区带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特色鲜明
蓝皮书指出，天津自贸区在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的战略定位，具有明确的区域发展目标导向，机制特色明显。
制度溢出机制明晰。进行“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是天津自贸区建设的核心任务，“边试点、边总结、边推广”是天津自贸区制度溢出的主要方式。自贸区内部主要在政府职能转变、贸易便利化、投资管理制度、金融制度创新等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制度经验。独特的自贸区制度设计保障了自贸区极化效应接续区域辐射效应，抑制了极化效应下的过度“虹吸”对周边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开放平台机制发挥重要作用。天津自贸区着力做基础性的服务平台。通过海关、报检、税收等系统对接与信息共享，实现通关服务和口岸物流一体化、统筹管理放简化和服务化、金融服务和监管协同化，为企业提供统一的服务产品、标准。同时，基础性的服务平台托起国际贸易平台和对外投资两个平台。以国际贸易带动京津冀区域之间的贸易往来，引起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等要素在港-城-腹地之间顺畅流动，促进京津冀商贸要素互补发展。
产业联动机制效果显著。自贸区的开放平台带动了各种要素的流动，促进服务业发展，提升天津市作为母城的载体功能；中高端制造业企业的聚集，带动天津制造业向高端环节延伸，包括装备制造业的研发机构、新兴制造业等，利用技术外溢推动产业升级；融资租赁业有利于二三产业的融合，推动制造业的服务化发展；便利化政策和特殊的金融监管政策，吸引大量的贸易中间商企业向自贸区聚集，促进京津冀地区外向型产业与天津自贸区对外贸易的联动发展。
天津自贸区带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作用显现
蓝皮书分析指出，天津自贸区带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作用显现。
蓝皮书采取设立虚拟变量的方法，选取自贸区设立运行以来的数据，对区域经济总量进行个体效应分析，来研究判断自贸区建立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分析指出，天津自贸区的设立对京津冀有明显的经济总量扩大效应（拉动系数为0.0427），说明天津自贸区设立在服务京津冀、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上达到了预期目标。其中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拉动效应最强，表明自贸区在服务整个区域企业“走出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已成为全区域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由此可见，自贸区与以往的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显著不同。自贸区的使命主要是围绕投资贸易便利化的制度试验，通过释放制度红利带动双向开放，并非简单的依靠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制造贸易和投资盈余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与上海自贸区之于长三角地区的带动作用（+0.066），天津自贸区对京津冀的整体带动作用较小（+0.0427）。天津自贸区的自身发展与制度创新有待进一步深入，其带动作用的机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
雄安新区必须坚持先谋后动、规划引领，创新城市规划与建设模式
蓝皮书指出，充分借鉴国际经验，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是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一大亮点，将为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树立样板和标杆。根据《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在城乡空间布局上，提出“一主、五辅、多节点”的新区城乡空间布局；在起步区空间布局上，形成“北城、中苑、南淀”的总体空间格局，并融合城水林田淀等特色要素，形成“一方城、两轴线、五组团、十景苑、百花田、千年林、万顷波”的空间意象。着力塑造中华风范、淀泊风光、创新风尚的城市风貌。
1.坚持先谋后动、规划引领。在谋划建设雄安新区的数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再开始建设”“要坚持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水准规划设计建设，经得起历史检验”。雄安未来的建设，谋定而后动，保持历史耐心，不操之过急，不走弯路，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为确保新区开发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兼顾，以及城市规模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必须推动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地编制新区规划。
2.专家咨询委员会严格把关。中央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门成立了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会由16名国内相关领域的顶级专家组成。雄安新区的规划编制方案，最后都会汇总到专家咨询委员会，由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对规划提出修改和完善意见。
3.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精心设计。整个规划体系可概括为“4+54”。“4”是指“雄安新区总体规划”“起步区控制性规划”“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54”是指22个专项规划加32个重大专题研究。目前，总体规划已经编制完成，三大规划以及22个专项规划和32个专题研究都在同步推进，均取得阶段性成果。
4.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白洋淀里有不少村庄，生活着很多村民。将来如何处理这些淀中村，是规划中的难题。如何做到既要体现白洋淀水乡文化特色，又保护白洋淀生态环境，处理好生态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之一。《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提出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建设用地总规模约占530平方公里；合理控制人口密度，新区规划建设区按1万人/平方公里控制；打造城市空间景观廊道和景观节点体系；利用城市森林、组团隔离带，营造大尺度绿色空间；依托白洋淀、重要水系、湿地，塑造滨水活动空间，丰富亲水活动类型。
5.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雄安新区的未来，要打造中西合璧、以中为主、古今交融的建筑风貌，呈现出一座具有浓郁中国特色和时代风尚的文化新城。作为一座举世瞩目的新城，雄安新区的城市规划设计，既要坚持“世界眼光”，又要坚持“中国特色”，坚持“无文化传承，无雄安未来”的理念，在注重保护与合理利用文物古迹、保护与发展历史古城、传统村镇，延续历史文脉的同时，还要注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
来源：社科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