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明的这种连贯性，为我们的民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宝藏和文化底蕴。但我们也看到，虽然我们文化产品的总量增长很快，可必须承认，和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相比，我们还非常缺少真正具备绝对国际影响力的文化IP。”

2016年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日本东京作为下一届奥运会举办地，按照惯例带来了8分钟的表演。在这8分钟内，并没有太多传统文化的内容，反而是游戏和动漫成为主角：足球小将、哆啦A梦，以及最后登场的马里奥大叔——它们是新一代年轻人眼里的日本，也是日本向世界进行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

“IP不仅仅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同时也是国家形象、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6月17日，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在由《三声》（微信公号：tosansheng）联合承办的“第十届中国网络视听产业论坛”文创分论坛上表示，当下的中国文化产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怎样“由大到强”，即怎样切实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在当天的论坛上，包括程武在内，黄建新、柴智屏、陆川等影视大咖，阅文集团联席CEO吴文辉，三声联合创始人贾晓涛，共同讨论了如何用新的系统化思维和方式，打造中国文化IP。

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公认的文化古国、文化大国。著名作词人方文山今年4月在“UP2018 腾讯新文创生态大会”上的发言让程武印象深刻：汉字是一个超时空、超地域的文字系统。一块两千年前的石碑，可能今天很多高中生都能够看懂，而其他的文明却很难做到。

“东方文明的这种连贯性，为我们的民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宝藏和文化底蕴。”程武说，“但我们也看到，虽然我们文化产品的总量增长很快，可必须承认，和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相比，我们还非常缺少真正具备绝对国际影响力的文化IP。”

满足世界对中国的好奇心

著名导演陆川记得，在筹备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时，迪士尼要建立一套印象中国的体系，让他勾选具有代表性的动物种类，“我最不想选的就是熊猫，但是对方说，不选熊猫的话这个片子就拍不下来，因为熊猫一定是中国的一个代表形象。”

最初在北美发行时，陆川是忐忑的。当时，一位北美从事发行的朋友告诉他，即使是中国最好的电影，在北美的票房最多也只能到几十万美元。“当时我也是挺担心的，我们不能给国家丢脸了。但没想到上映第一个周末票房就到了550万美元，一个月后达到了1400万美元。”

陆川把《我们诞生在中国》票房上的成功归结为三个原因：一是，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的好奇心；二是迪士尼在中国的商业诉求；三是该片确实传递了一种非常清新的、积极的、美国主流社会没有见过的，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整个世界对我们都带着巨大的好奇。”

但就目前而言，暂时还没有一个更新的文化符号去满足这种好奇心，多数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符号依然是上个时代的产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就通过李小龙、成龙等人的影视作品在国际上建立了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功夫电影。“这是中国人对电影类型文本的贡献，中国功夫电影融合了非常多传统文化的符号，包括道具、包括想象力等。”著名监制、导演、编剧黄建新说。

他认为，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电影文化符号则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写实主义作品。“记录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理、生存条件、人际关系，以及理想。综合在一起构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真实的生活写照。”

阅文集团联席CEO吴文辉对中国文化符号的印象也还停留在“孙悟空”这一形象。“这是传统文化多年积累下来的优秀的内容，也是未来最大的财富之一，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上，都会有更大的发挥的空间。”

吴文辉认为，“中国新一代的IP文化符号还比较少，到现在还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出现”，但“更大的发挥空间”正逐步成为现实。

事实上，近年来武侠正成为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一张名片，不少外国读者为之痴迷。“功夫之上，还有武侠。外国人基本没有武侠的说法，我们希望基于新文创思路打造优秀作品。”程武说。

“新一代的中国文化符号不仅需要传承，还要有延承。”程武表示，“昨天我们发布了两部新作品，一部是张艺谋导演的新作《影》，风格基于中国水墨画的表达，也颇具哲学韵味。另一部是《欢乐英雄》，用新文创的思考拍出年轻人喜欢的武侠喜剧。”

很大程度上，文化符号的来源是多样的。著名影视制作人、萌样影视总裁柴智屏认为，不论是美食、偶像剧，甚至是一个人说话的样子、思想，都可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气质。“比如影视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文化，而这种文化背后提供支撑的则是创作者的思维以及对文化的理解。”

但与欧美相比，中国新一代的IP文化符号仍然较少。以美国为例，凭借《钢铁侠》、《阿凡达》等作品形成独特的文化IP，以全球电影约6%的数量，占据了全球八成左右的电影放映时间。

吴文辉认为，如果中国文化未来要继续不断地走向全球，势必要去挖掘一些符合新时代文化特点的新一代文化符号。“这就要靠新的电影人、文化圈的人的共同努力。”

腾讯的“新文创”思路

在程武看来，打造新一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需要具备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首先，是繁荣的产业基础，这一点在“泛娱乐”浪潮的推动下已经初步具备。根据工信部的泛娱乐白皮书显示，以IP为核心，游戏、动漫、文学、影视、电竞和视频等多元数字内容共融共生，发展快速。在过去的一年里，相关产业共创造了超过5000亿元的核心产值，在数字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五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基于产业基础的繁荣，去打造、锤炼一种符合中国文化生产方式的新文化。导演李安在2016年上海电影节上曾表示，想要让中国的文化宝藏能够走出去，跟世界分享，就必须找到中国自己的思路。

对于腾讯来说过，今年4月提出的“新文创”所承载的正是这种新思路：一方面，希望打造出更多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的文化IP，另一方面，也希望以IP为核心，驱动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形成良性循环。

“腾讯以及与腾讯一样对中国文创产业有更多期望的合作伙伴，应该再进一步把产业问题和文化命题结合起来，构建一种以IP为核心的文化的生产方式。”

早在6年前程武就代表腾讯提出“泛娱乐”战略，这一表述又在今年4月的“UP2018 腾讯新文创生态大会上”升级成为“新文创”。当时，程武解释了从“泛娱乐”到“新文创”的两个核心变化：一是关注IP的文化价值构建，二是塑造IP的方式方法升级。

不难看出，文化价值是腾讯在IP塑造时十分重视的一项，而程武也表示未来会从三个层面去逐步实现：一是，继续深耕每个文创的细分领域，打造在市场上站得住的产品。二是，文化内涵决定了IP的生命力，因此在创作过程中，不论是腾讯还是其合作伙伴都需要去关注文化内涵的表达。最后，也是最复杂、难度最高的，是要去形成新的协作机制：在文创各个领域之间、在多个文化主体之间实现深度的连接、融合、共生。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的文化IP，而不是把不同文化领域的作品孤立地割裂开来。”程武指出，“新文创”是一个生态思路，需要一些激励机制来推动包括文学、电影、动漫、影视剧、游戏、周边和主题乐园，甚至甚至一些新生表达方式的融合。

其中，影视是最具有大众基础的文化载体，也被程武视为生态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腾讯影业提出的首批五个文化产品方向中，我们将分别从时代旋律，东方故事、次元破壁、中国科幻及国际探索五个维度入手，打造更多元的中国文化IP。”

“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专业壁垒，我们有编审团队，希望建立人员体系、建立自己的宣发能力以及跨产业链打通的能力。”程武认为，只有具备这些专业能力，才能跟合作伙伴一起更好的沟通合作。

“想要优秀的，而不是急于变现的改编。”

程武第一次看《庆余年》的剧本时就停不下来。

“我是书粉，它说的故事是大陆文明，然后文明的种子到了未来，其中仍然有服饰、诗词等各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他看来，《庆余年》既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又融合了近现代科幻，不仅在故事层面做到了好看，更重要的是通过小说把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思想都呈现了出来。“看第一版剧本的时候，是五天一口气读完的。”

《庆余年》是作家猫腻首发于起点中文网的一部小说，总点击量破两千万，在《2017猫片·胡润原创文学IP价值榜》中获得第76位的成绩。目前正被改编成电视剧作品，由腾讯影业、新丽传媒联合出品，孙皓执导。

网络小说已经成为影视内容非常重要的IP源头，像《庆余年》这样网文改编影视的案例并不少见，但目前为止，网文读者到影视观众的转化，仍是多数从业者面临的一大难题。

“当初第五代导演的辉煌，是被以苏童、莫言为代表的那一批作者所影响的，这些作者支持了第五代导演的崛起。这是一种共生。”陆川认为，如今的网文作者也应该担负起这样的责任，为新一代的影视创作者提供支持。“但目前的网文由于每天三四千字更新的频率，其点击量很大程度是由于阅读习惯和阅读依赖造成的，缺少真正对问题的探究、记录，以及对人心的描述。”

在陆川看来，一个具有高阅读量的网文IP在改编成影视作品时需要系统地做出一些变化。“首先是要提纯，把故事内容的浓度提高。其次，要把符合世界潮流的三观加进去。同时，要符合影视的创作、表达规律。这是一整套的东西，不能有偏颇，缺少原创性和对现实性的表达，就不能成为一个被尊重的产业，也不能形成一种被尊重的文化。”

“前两年，网文IP只要有点击量，随便拍一个月就上的那种情况挺恐怖的，对产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隐患。”陆川说，“现在的《庆余年》则是顶级的制作团队经过了很多年的打磨，整个态度是非常专业的、工业化的态度。这才是网文IP改编的正确打开方式。”

程武也认为，在网文IP改编影视作品时，不能只看网文的点击量，一定要尊重这个行业的规律，要有优秀的编剧、导演、制片等，才有可能做出一部好的作品。“我们的理念是，同时注重原创及IP的改编。但是我们想要的是优秀的，而不是急于变现的改编。”

“如果对文化保持敬畏，一定会对我们的文化传承有巨大的帮助。”

新的文化符号正在形成

在执导《南京！南京！》、《王的盛宴》、以及《九层妖塔》等作品后，陆川一直在思考，要如何在这个时代通过影视作品发出自己的声音。“坚守小众艺术电影固然是可以的，但在主流市场上其实年轻的观众也希望看到更多三观正的、兼具娱乐性、视觉效果、能够跟他们产生共鸣的作品。”

“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传说、很多跟现实生活有关的神奇故事，为什么我们每天要看英国人的《神奇动物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故事，没有自己的《福尔摩斯》？”陆川认为，中国新的类型创作，不论是科幻、灾难还是其他类型，都应该是跟中国历史有所关联的。

他正在操刀的《749局》就诞生在这样的期待之下。“其实陈思诚导演的《唐人街探案》系列创造了我们自己的福尔摩斯，《749局》现在要开始做我们自己的《神盾局》。”

除了以中国历史和故事为基础的类型片创作外，主旋律电影也一直奋战在中国文化输出的第一线。

黄建新记得，《智取威虎山》光剧本就花了三年时间，其中两年用在抽离掉程式化、口号化的表达。在这样的打磨下，该片在2014年拿下了8.81亿元的超高票房。在当时，这样的成绩对于一部主旋律电影而言几乎难以想象。

“中国提出的主旋律这一概念，因为早前一些电影过于口号化等原因，其定义被狭窄化了。而《智取威虎山》里连一句’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我们是来救你的’这样的表达都没有。”黄建新认为，多数美国大片本质上都属于主旋律电影，也包含了英雄主义倾向、国家情怀和民族利益，但因为其没有类似口号化的表达，所以不会引起观众的反感。“这其实是很难的。”

几年下来，更多的主旋律电影学会了如何讲故事，并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包括《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战狼2》等电影均获得超高的票房成绩，其中2017年上映的《战狼2》更是以56.8亿元的票房创造了影史记录。

与此同时，在新时代文化符号建立的过程中，互联网也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平台和资本，还有不同思维方式的碰撞。

“中国在工业革命时代落后西方国家，没有办法参与到时代的浪潮中。但如今的互联网革命，我们跟世界是同步的，我们更多的创意、才华都可以展现出来。”黄建新认为，以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为影视行业的内容创意、文化符号的建立等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腾讯一直在讲连接、在讲开放，希望在更广阔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发挥基于专业价值的连接器的能力，把好的作品源头和优秀的创作人、创作团队链接在一起。”程武说，只有当这些生产要素被链接在一起之后，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好的工业体系，进而打造出好的作品。

除此之外，互联网对影视工业体系的支持，还体现在资本上。但程武指出，想要真正对行业有所帮助，资本就需要有耐心，而不是追求短期的利益。“腾讯在强调匠心的同时，也强调耐心。我们希望带给行业的资本和投入是有审美的、可以弘扬正能量和价值观的。”

“中国影视行业在不断的探索中，正逐渐树立起一批新的文化符号，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陆川说。

（作者申学舟 转载自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