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以现实为底色，用温柔斩荆棘，国产家庭亲情主题影片的动人“配方” | 长报道
文 ｜李佳蕾
编辑 ｜猫 叔
从今年元旦档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到春节档的《你好，李焕英》，再到近期清明档的《我的姐姐》，以家庭亲情为主题的国产影片集体爆发，让观众在一场场光影交错中，与大银幕上的家庭故事和亲情关系产生共情、共鸣。这些影片剧作扎实、贴近生活、感情真挚，在不同的档期中的表现均颇为亮眼。
近几年，以家庭亲情为主题的国产影片不断，如表现抗癌过程中一家人相互扶持的《送你一朵小红花》、通过如何过春节为背景呈现中国式家庭情感困境的《吉祥如意》、讲述父子情的《银河补习班》、描写年过七旬的奶奶远赴日本奈良寻找其失联多年的日本遗孤养女的《又见奈良》、描绘因意外丧子的家庭为抚平伤痛远走他乡的《地久天长》等等。这些影片从主题上来讲，都以家庭为单位讲述一家人之间的情感关系。
广义上来讲，以家庭亲情为主题的影片非常之多，其界定也比较困难，每一部影片所呈现的主题与内涵不一定是单一指向。正如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饶曙光强调的，“家庭情感主题电影是一个包罗万象，乃至百科全书式的概念，含义太广，以至于我们都难以界定。所以很多具体现象还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那么，《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为何能够在今年各大档期有着亮眼的票房成绩？它们成功的背后有什么相同的“基因密码”？未来的创作能否延续它们的成功？未来讲述家庭亲情的影片还会有“爆款”吗？
家庭亲情影片成“爆款”
多档期票房的中流砥柱
从数据来看，元旦档上映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开画排片占比24.7%不敌《温暖的抱抱》28.98%；春节档的《你好，李焕英》开画排片占比20.09%，低了《唐人街探案3》17.43%；《我的姐姐》开画排片占比16.65%，与当日《哥斯拉大战金刚》32.04%的排片占比相差近一倍。
在排片占比不高的情况下，《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局就以当日44.08%的票房占比一骑绝尘，随后三天分别以42.54%、39.29%、36.81%（周五、周六、周日）的票房占比始终盘踞当日票房占比第一名，元旦档期内以5.24亿的成绩夺冠；《你好，李焕英》则是在开局劣势的情况下，以好口碑的持续发酵扭转局面，截至目前《你好，李焕英》以54亿多元票房的好成绩位居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第二；在与进口片《哥斯拉大战金刚》的对战中，《我的姐姐》以三天3.77亿元的票房成绩战胜《哥斯拉大战金刚》夺得清明档票房冠军。
这些影片都从稍显劣势的局面出发，以好故事、好感人、好口碑的态势逐渐走高，最终拿下档期内的票房冠军。或许是受去年疫情影响，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认识到家庭亲人的重要性；或许是家庭亲情主题影片直击人们现实生活的“痛点”；或许是新时代背景下对亲情关系的有了新要求、新期望……表现家庭亲情主题的影片成为社会热议话题，加之影片口碑的持续发酵，促使观众自发形成观影热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认为，今年这三部影片火爆背后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在亚洲地区，家庭文化、家庭观念已形成一种文化底蕴。特别是东亚地区，家庭亲情题材是亚洲地区电影创作的常见题材，创作者创作的现实主义电影常常和亲情相关。第二，这三部影片所呈现的问题，深刻反映了当下中国人的“心病”。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都对未来、对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理解和诉求，家庭成员的理解和诉求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需要在追求个体价值的同时处理好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些影片在描绘与家人关系、家庭情感纠葛中，能够与现实生活产生共鸣、与观众产生共情。
导演刘抒鹃谈到这三部影片时动情地说：“疫情之后的当下，家庭亲情主题影片的‘火爆’都是理所当然的。有过一定生活阅历的人，不论是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承认或者不承认，这场疫情对内心都有所改变。这种改变折射到我们生活中，就让家庭亲情主题影片在一个特定时期帮助我们的观众打开了情感的大门。在这个特殊时期，与其将它称为亲情电影，我更愿意为它贴一个更准确的标签——‘治愈系’电影。”
呈现困境与温柔和解
传递新时代家庭观念
中国电影史上描绘家庭亲情主题的影片并不少见，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哀乐中年》《万家灯火》，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我们夫妇之间》《李双双》《舞台姐妹》《大李、小李和老李》，以及新时期以来的《喜盈门》《乡情》《乡音》《野山》《过年》《喜莲》《九香》《美丽上海》《向日葵》《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等一大批影片，现在来看依旧具有较高艺术和观赏价值。
相较早期家庭亲情主题影片，今天的电影创作更聚焦个体命运，以更为现代的视角和观念展开故事。 如《你好，李焕英》用穿越的方式回到过去帮助母亲“改变命运”；《我的姐姐》把安然和弟弟推到丧父丧母的极端处境下；《误杀》将故事的背景设置为父亲为维护一家人想尽办法与警察斗智斗勇；《又见奈良》让年过七旬的奶奶在异国他乡寻找其失联多年的日本遗孤养女；《沐浴之王》以肖翔失忆为背景进入周东海一家的生活中等。
梁君健表示，早期家庭亲情主题影片与现代家庭亲情主题影片既有共性也有差别。自五四运动以来，在各种文艺作品中都强调脱离封建家长制，如《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反叛家庭、逃离家庭、追求解放，与洪常青所代表的战士们组成革命家庭，在影片中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家。当代家庭亲情主题影片与早期家庭亲情主题影片相似的是，都从正面或侧面表现了家庭对个体的束缚和捆绑，但不同之处就在于当代影片会站在理解的角度尝试与家庭、自己温柔地达成和解。
这些新时代背景下创作的家庭亲情主题影片都从不同角度都折射出当今中国家庭观念的更新迭代。《你好，李焕英》中，贾晓玲回到过去努力帮助母亲改变命运，让母亲的人生更成功。贾晓玲理解的成功是赢得一场排球比赛、遇见厂长的儿子、有着比现在更充实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一个出国深造的女儿、聚会上的谈资可以让人“羡慕嫉妒恨”等。这一系列类似“蝴蝶效应”的影响，都让贾晓玲对人生成功的理解直指现代社会背景下对物质的更高需求。反观李焕英，她常说的就是“我未来的女儿，我就让她健康快乐就行了”、“你怎么总是不相信我呢，我对自己的人生真的挺满意的”……这些台词都透露出李焕英对生活、人生的理解与贾晓玲大相径庭。李焕英所代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家庭观念是与贫穷但相爱的“烧锅炉”老公奋斗一辈子、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女儿。贾晓玲所代表的新时代背景下的家庭观念是有着丰富的物质财富、女儿老公可以成为自己的“资本”。这两种家庭观念的碰撞，深刻反映了当下家庭观念的变迁，但贾晓玲在夕阳下与年轻的“父母”一起享受微风时，贾晓玲对母亲的选择也释然了。
《我的姐姐》中家庭观念的迭代，以当代姐姐安然和“老一辈姐姐”朱媛媛为明显对照，呈现出两位姐姐对家庭亲情关系中不同的选择和思考。安然在突然面对要照顾弟弟时，她会考虑自己的未来和追求，影片正是在安然要去北京读研究生和亲戚想让安然留在家乡照顾弟弟之间产生的矛盾造成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反观安然的姑妈，当时考外国语大学想要学俄语，但是安然的爸爸也考上了中专，为了让安然的爸爸读书，她只好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之后，她想要与俄国人做生意，刚坐了好几天的火车到俄罗斯，又因为安然的妈妈生了安然，需要她回来帮忙照顾，只能拿回来几个套娃当纪念。安然与姑妈的对比，呈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两个不同的选择，姑妈在说出“套娃也不一定要装在的同一个套子里”时、结尾处安然抱着弟弟落泪时，安然与姑妈都在某种程度上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饶曙光强调，在《送你一个小红花》《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背后，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积淀，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者说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密码，简单讲就是伦理。 关于电影的伦理叙事，或者说伦理类型的电影，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
深耕现实题材
紧抓时代脉搏更好书写时代
正如饶曙光所说：“电影在本质上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主要的社会功能还是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但是，从每一个创作尤其是每一个创作者来说，还是有一个偏重于主要满足观众娱乐需求，还是实现个人自我表达和风格之间的博弈、选择。理想的情况是实现两者的平衡与统一，但更多的时候真的可能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送你一朵小红花》《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更多还是从观众而不是‘作者’出发，更多是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和情感需求。他们抓住了社会、人生以及家庭生活中的一些痛点、‘兴奋点’并且给予了一个强故事化的极致表达。想要有效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达成最大程度的共情共鸣共振，建构起共同体美学，强故事化的极致表达是必须的：有张力的故事，有智慧的叙事，饱满的人物塑造，有质感的细节以及能够让人记住的精彩台词，一个也不能少。”
之前电影市场上出现的《相爱相亲》《老兽》《狗十三》《小伟》等影片也是家庭亲情主题的电影，但是并没有引起市场非常热烈的反响或社会的热议话题，但是这些影片在艺术风格、艺术探索上能够对市场进行有益滋养和有效补充。梁君健坦言：“电影是分门别类的。电影市场需要类似《我的姐姐》的市场热门，也需要类似《相爱相亲》的风格化影片，需要有不同的影片去填充市场以达到平衡。”
刘抒鹃表示，我们中国电影市场在家庭亲情主题影片创作上还有可拓展的空间。在一定时期内，这类‘治愈系’电影，一定有市场份额的存在，只是可能没有《你好，李焕英》那么幸运。但是，这种幸运绝不是偶然。创作者通过长时间积累，沉淀下的乐观、坚守、自省等充分运用到电影创作中，因此说幸运不能完全地概括，应该是创作者多年的生活阅历和功力在某一时刻厚积薄发。所以，创作者要通过不停地学习、不断地积累，时时刻刻紧跟生活、创作视野和艺术水准的时代步伐。
在未来的家庭亲情主题电影创作方面，电影从业者能做的还有很多。从制作层面的角度来讲，家庭亲情主题影片的创作成本相对较低，不需要大量的特效和工业技术的支撑。因此，家庭亲情主题影片可以有更多的艺术探索。梁君健表示：“现实主义电影，特别是家庭题材的影片制作成本不高，即使是像艺术性比较强的影片——如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票房不高，但是从制作角度来说亏损不会很严重，是可以支撑影片运行下去的。因此，市场需要一些艺术性比较强的影片去充实。”
从创作方面来讲，家庭亲情主题影片也可以尝试走系列创作之路。如日本系列影片《家族之苦》，通过讲述一家几代人之间的生活故事，反映一家人的情感关系变化。家庭亲情主题的电视剧非常之多，近几年在社会上引起热议的有《小欢喜》《小舍得》等电视剧，而像《小欢喜》《小别离》以及正在筹备中的《小欢喜2》共同组成了“小宇宙”。电影创作虽然在篇幅上与电视剧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从系列创作角度出发，家庭亲情主题影片的创作是可以围绕以一家或几家人的生活以及情感关系的变迁展开尝试走系列创作之路。
关于如何提升或超越现在的家庭亲情主题影片，刘抒鹃真诚地表示：“我们坚信一定会超越。不同的创作者和创作团队会有不同的方向，我们要充分利用在特定领域的深刻认识、切身体会，创作出不同作品。比如，我们的团队对医疗系统非常了解，在疫情时期我也积累了许多的抗疫故事，这些都让我有了更多沉淀和思考。当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可能会创作出和亲情、熟悉的领域有关更深刻的作品。只有经历过、沉淀过，创作出的作品才能够更有力量。”
家庭亲情主题影片始终离不开对现实社会的观照、对家庭生活的理解，紧抓现实主义创作，创作出反映人民真实生活、真实情感的影片才能获得市场和观众的认可。饶曙光认为，即使像《你好，李焕英》这样的所谓穿越电影，是不是也可以有“穿越式的现实主义”？事实上，《你好，李焕英》的核心和灵魂还是触及到了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的“痛点”，包括情感的“痛点”和人性的“痛点”，所以引发了观众最大程度的共情共鸣共振，创造了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第二的票房纪录。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电影都需要现实主义的底色、现实主义的支撑，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呈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中国电影更应该去努力实现现实主义的深化、现实主义的现代化转换、现实主义与电影高科技的无缝对接和融合。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应该是中国电影的基本底色，是支撑，是灵魂。工业化电影也好，家庭亲情类电影也好，都应该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力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用刘抒鹃的话来说，“现实主义可以反映现实、温暖现实。曾经有人把我的作品定义为‘温暖的现实主义’，我是非常高兴的。虽然有人嘲笑我说‘现实主义应该是深刻的、批判的’，拿着利器去伤人是最简单的，但是要用一颗温暖的心去创作、表达、传递温暖给别人才是最困难的。”或许，我们中国电影在家庭亲情影片的创作上，用更加细致、更加积极、更加温柔的方式进行现实主义创作，也会出现类似《我的姐姐》的一批感人的影片。 家庭亲情主题影片可以在多个层次和多个维度下展现不同的亲情关系，用温柔的力量化开家庭、生活中的难题，用现实主义的底色、真诚的人性体察传递更为积极向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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