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者、暴君、神秘、务实、保守、低调、拥抱全球化、闷声发大财……他身上，一个个标签贴上又滑落，唯有一个标签越来越牢。我凑近了看，标签上是四个大字——学毛标兵。
任正非已经七十五岁了，他一生说过很多话，但这两天尤为密集。
1月15日，他在华为深圳总部接受了包括《华尔街日报》、CNBC等在内的一众外国媒体的采访。两天后，他在同样的地方又一次接受了中国多家媒体的联合采访。
这些年来，任正非一直与“低调”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在此之前，任正非只接受过两次公开采访，每次都是为了消除外界对华为的担忧，最近一次出现还是在3年前的达沃斯论坛上。
01 任正非的人生哲学
他不愿抛头露面。
诸如“江南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之类的顶级商圈，他一概没有参加。
对荣誉他也很警惕，甚至在有意疏离。
04年的时候，央视年度经济人物要颁奖给任正非，他派了高层去央视公关，坚决要求把自己撤下来。
前些日子，任正非又分别上书了深圳市委和中央领导，坚决要求把自己从改革开放40周年100名杰出人物中删除。
他说：
华为公司是群体领导，不是他一个人独大，他个人只占公司股份1.2%，荣誉给他个一人不符合企业实际。
目前国际形势错踪复杂，不宜过多宣扬华为，树大招风，于国家及企业利益不利。
前一句是谦虚，而后一句，则大有曹操那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影子了。
任正非不是曹操。
曹操说那话时手里握着兵权，众人想让他“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曹操觍着脸说，不行，把兵权还了，在历史上我可能会有一个好名声，但不出三天有人就给我neng死了。
任正非所面临的情况则不同。只是想表扬他一下，还给他稀释在100人的名单里，他却接连上书说，求你了，让我低调，感觉很惶恐的样子。
这倒很符合他过去留给大家的印象。任正非有一句名言叫“惶者才能生存”，他不光自己念叨，还把这句话推荐给了众多华为人。
2000年，华为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任正非在内部发表了一篇《华为的冬天》，文章中大谈危机和失败。
文章中说：
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
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前一句是惶者的自白。而后一句，则表明了其认知哲学。
“一定会失败”是大前提，“如何在失败前多活一会儿”是小目标，而“危机感”，则是任正非给出的应对策略。
大前提和小目标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可应对策略是什么，则因人而异。
心理学本科课程中有一本教材叫《人格心理学》，其中有一章提到了一个概念，叫“防御性悲观”，这种人会在事情发生前把期待值降得极低，想象最坏的情境。
但它并不是一种消极的自证预言，当一个人在处于防御性悲观的情绪里的时候，他们的情绪是冷静的，他们知道那只是数种可能性中最坏的一种而已，并不是唯一注定的结局。这种防御性悲观的目的也是为了减少最坏可能发生的概率，以及假如真的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也能更好地面对和有条不紊地处理。
在那一章中作者举了一个棒球教练的例子：
安德森作为棒球史上最成功的教练之一，在指导了4000场比赛后，依然会在每个即将比赛的清晨感到紧张。他预想每一个会出错的地方，双手颤抖。
这很难不让我联想到任正非。
CEO不好当的，问题集中到你这一点，把你聚焦在太阳下烤。
2002年，半年时间夜夜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
前两天答国内记者30问的时候他还说道：“下一个倒下的一定是华为。”
这种贯穿始终的“要死”氛围，也许可以解释很多事情。
因为危机感，所以拼命，所以压力巨大。于是我们看到了华为的加班文化，倡导狼性，倡导在办公室整一张床垫。然后华为工程师猝死，华为员工跳楼自杀。因为危机感，所以华为被曝出清理34岁以上的员工。随后任正非明确表态，华为没有钱，34岁不奋斗，想躺着数钱，绝不可能。因为危机感，华为内部存在着奋斗者承诺书这样的东西。内容写着
员工在华为工作，自愿放弃在公司工作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和带薪年休假工资，并且不会申请带薪年休假，不申领带薪年休假工资，即便在从公司离职后，也无权也不会要求公司支付之前未领的带薪年休假工资。
有人抱怨在华为公司上班太累了，任正非怼回去：
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
言下之意，没把身体干垮，员工应该感到惭愧，你们健康的身体，简直是资源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的直接证据。
在华为，出差的时候你要么坐早上9点前的飞机，要么坐晚上6点后的，如果你工作时间坐飞机，是要通报批评的。
92年的时候，华为第一次转型做大型交换机设备，研发很困难。任正非站在办公室窗户边上，一字一顿对大家说：
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你们另谋出路。
华为是一个很压抑的地方，而这一切背后的根源就是那简单的三个字—— 危机感 。
02 任正非的危机感与华为的战略布局
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都将深刻烙印上其创始人的气质。
很多年前，任正非看了个电影，叫《2012》。看完后很有感触，跟身边人说，以后信息爆炸会像数字洪水一样，华为想生存下来必须造方舟。
后来华为就搞了方舟，名字是“2012诺亚方舟实验室”。
12年9月份的时候，实验室搞了一次专家座谈会，由专家提问，任正非出席回答，在那次对话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华为的“防御性战略”是什么，以及是如何落地的。
回头看去，那次对话中碰撞最激烈的部分，其实正是战略意志的贯彻过程中所遇到的摩擦。具体表现在两个项目上，分别是华为自主开发终端OS系统，以及华为对芯片的研究和投入。
前者遇到的挑战是认知，专家提问道：
当前在终端OS领域，Android、iOS、Windows Phone 8三足鼎立，形成了各自的生态圈，留给其他终端OS的机会窗已经很小，请问公司对终端操作系统有何期望和要求？
任正非回答：
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 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
同样的，我们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你们买美国的高端芯片。我认为你们要尽可能的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点，也要凑合能用上去。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是要拿下上甘岭。拿不下上甘岭，拿下华尔街也行。我们不要狭隘，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后者遇到的挑战则是具体的，人的情感问题，专家讲道：
我们技术人，其实都是有一种自恋情节在的，但现在我们感觉自己从事的这个事情是边缘化的，工作却很辛苦……
任正非回答：
公司运转是依靠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商业模式，一个轮子是技术创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技术创新的轮子。但是你的自恋情节不能取，我刚开始来就说闭合系统，如果海思有自恋，要求做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用，不用的话就不光荣，那就是一个闭合系统。
我们总有一天能量耗尽，就会死亡，所以我们要做开放系统。你的系统可能被放弃，但并不影响你个人的成就。我们在价值平衡上，即使做成功了暂时没有用，还要继续做下去。但是如果个人感到没希望了，可以通过循环流动，流动到其他部门，换新人再来上。
我们可能坚持做几十年都不用，但是还得做，一旦公司出现战略性的漏洞，我们不是几百亿美金的损失，而是几千亿美金的损失。我们公司今天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可能就是因为那一个点， 让别人卡住，最后死掉。
在这个问题下，任正非提出了“轮岗制”，轻描淡写地解决了该专家的心态问题。同时又一次重申了防御性战略的高度地位。
要知道，这是2012年的讲话，而2012年的时候，中美关系还在蜜月期，在当时任正非说出这段话的时候依然会有人在心里质疑，就为一个“万一”，就要投入那么多真金白银下去吗？
另外，如果技术共享达成现实的话，这些投入，难道不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吗？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直接导致中兴通讯业务的全面停摆。
这一事件让12年那次对话很快被公众扒了出来，任正非被推至“战略家”的高度。
尽管如此，人们谈起另一桩战略防御（自主研发手机操作系统）时，却依然是批评态度，有网友说道：
谷歌有多大的概率将Android闭源呢？谷歌封锁Android的概率大，还是会自己再做一套闭源系统的概率大？是什么把握让华为认为它制作的系统能在闭源消息确认到正式闭源的期间构建起足够强大的生态圈以满足消费者？
中国向来是一个以结果论英雄的地方。大家喜欢造神，喜欢看算无遗策的诸葛亮，12年埋下一个锦囊，18年发挥出巨大作用，大家爱看这个。
诸葛亮摆出空城计，司马懿跑了，人们围在丞相身边，鼓掌，吹捧，仿佛与有荣焉，同时又嘲笑司马懿的愚蠢。
曹操使出铁索连环，被火烧赤壁，人们又围在周瑜身边，鼓掌，吹捧，仿佛与有荣焉，同时又嘲笑曹操的愚蠢。
任正非投入重金研发芯片，美国扑了空，人们围在华为身边，鼓掌。任正非投入重金研发操作系统，人们又站在华为的对面，嘲笑其愚蠢。但任正非始终是那个惶恐的任正非，他亦步亦趋，暗诵着
唯有惶者才能生存。
03 惶者来自何方
弗洛依德说，人的一生，都是童年的重复。
任正非生于1944年，物质极度匮乏所带来的“饥饿感”和“不安全感”，是新一代年轻人永远无法体会的事。
任正非后来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写道：
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高考前，任正非在家中复习，经常饿得头晕眼花，实在忍不住了，他就用米糠和菜烙着吃。母亲得知后，为了让他安心学习，每天塞给他一个小玉米饼。而任正非很清楚，这都是从父母嘴里省出来的粮食。
任正非说：
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
那时的任正非，最大的理想莫过于吃上一个完整的白面馒头，最终临近高中毕业时，他这个近乎于奢求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一个家境不错的同学请任正非吃了大半块白面馒头，这让任正非“如获至宝”，每顿饭都吃上一口，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这大半块馒头，任正非整整吃了两天。
而人到中年后，所谓的至暗时刻，又再一次狠狠敲打了他。
1987年，那年他44岁，在经营中被骗了200万，被国企南油集团除名，曾求留任遭拒绝，还背负还清200万债。
时年妻子又和他离了婚，任正非带着老爹老娘弟弟妹妹，在深圳住棚屋。随后，他创立了华为公司。饥饿烙印在他的灵魂里，失败如乌云般笼罩在他的头顶。他折磨着自己，而华为一骑绝尘。
04 惶者并不是全部
这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是形容词，我们也天天说。如果真是这样子，就根本跑不动了。我们还是胸有成竹的，但是说话总是要夸大一点，好像自己真的是很担忧，大家不要听那些形容词。
这段话来自前两天，1月17日，任正非答国内记者。
这让我很困惑，任正非在我脑袋里原本清晰的形象，突然又变得模糊起来。
按理说，今年任正非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担忧。
另外，还有众所周知的，2018年12月1日，任正非的大女儿，华为集团的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于加拿大被拘押。
全年收入增速放缓，预计增长不会超过20%。在这样的情况下，任正非却出来说：我们是胸有成竹的。
什么情况？你不是“唯有惶者才能生存”吗？怎么又胸有成竹了？？
《冰与火之歌》中有一个角色，叫贾昆。他是一名杀手，侍奉千面之神。当他需要完成任务的时候，他可以变成孩童，老妪，僧侣，或娼妓。
贾昆有一千张脸，具体用哪一张，要以目的为导向。
说到这，我不由得想起另外一些事情。据很多华为高管回忆，任正非的脾气是很暴躁的。其中有一个常常被提到的例子，说有一回在会议室里，任正非看了几个副总裁准备的稿子，读了没两行就直接把稿子扔到地上，破口大骂。
骂到兴尽处，竟把鞋都脱了，光着脚，像一只野兽般在地上走来走去，边走边骂，足足骂了二三十分钟，总裁办主任当场被骂哭。
我一直以为这是“不安全感”的另一个侧面，但现在回头看，似乎任正非要复杂得多。
据李玉琢回忆，有次他和任正非清晨去散步，他闲聊道：“任总，以后少发点火，对身体不好。”
而任正非回答：“我发火时血压从不升高。”
大家觉得这是个笑话，心想你发火时谁敢给你量血压啊。
但我觉得，这或许是真的。
发火有两种，一种是情不自抑，难以控制，冲动型爆发；还有一种则是工具型发怒。在他看来，发火也许不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对自己来说那是最快达到目的办法，所带来的好处他更需要，而坏处他相对不在乎。一种工具而已。
而所谓惶者，也许更多是其基于自身，有意地引导放大，用以警戒众人“居安思危”的工具而已。真正的任正非，要比那个“标签”，冷静得多。
这几次露面，除了“我们胸有成竹”以外，任正非还说了很多跟自己之前相悖的话。
在全球化风潮最饱满的时代，他低着头，要搞“防御战略”，而现如今“逆全球化”开始兴起的时候，任正非又站出来说“从来不支持自主创新，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似乎他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立场偏好，他更像一个节拍器卡在那里，执拗地向世人宣示着自己的态度：左了不行，右了也不行。
华为成立于1987年，以通信网络设备起家，现如今主要分为运营商网络，企业业务和消费者业务三大部门。运营商业务一直是主航道，但华为很早就意识到“鸡蛋”不能全部放在运营商这一个“篮子”里。
2017年，华为宣布大力发展公有云，成立了独立云部门Cloud BU，现如今已有数千人的规模。2018年，华为向外界展示低调潜行多年的“达芬奇项目”，拿出两款AI芯片：12纳米工艺的昇腾310，以及7纳米工艺的昇腾910。
至于被“围剿”的5G业务，华为是目前行业内唯一能提供端到端5G全系统的厂商。截至目前，已经获得25个5G 商用合同，并与全球50多个商业伙伴签署合作协议，5G基站商用发货数量也已经超过10,000个。
这一切，正如最近这次采访中最开始那句话一样，
我们今天可能要碰到的问题，在十多年前就有预计，我们已经准备了十几年，我们不是完全仓促、没有准备的来应对这个局面。这些困难对我们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很大，不会出现重大问题。
企业是一辆战车，战术和管理决定了这辆车能跑多快，而战略决定着方向，决定着路线，决定着这辆车何时会翻。
华为一定是会倒下的，这是个哲学命题，不是现实命题。
任正非已经七十五岁了。
惶者，暴君，神秘，务实，保守，低调，拥抱全球化，闷声发大财……他身上，一个个标签贴上又滑落，唯有一个标签越来越牢。我凑近了看，标签上是四个大字—— 学毛标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