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不太喜欢《我的姐姐》这结局
殷若昕导演的《我的姐姐》在四月影潮中， 票房突破五亿 ，是国片中最生猛的一部。但是在上映的一周内，它的评价也受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有人拼命为张子枫打Call，可也有人怒打一星，登上豆瓣首位的一则影评标题则这样写道：“作为一个姐姐，我为什么讨厌这部电影？”
曹保平导演在《我的姐姐》首映礼上说了句玩笑话，他说：“作为男性，看完感觉身上有种原罪。”
我们明显可以察觉到，这部女性主义电影的导演编剧均为女性，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拥有的权益以及世人所强加给她们的“义务”，都在向现代文明宣称，我们仍实实在在地生存在一个父权社会里。
虽然在职业前特意去强调“女性”这个身份带有很强的歧视意味，但是对于这部电影，我认为也只有女性创作者才能够真正把握住共情的女性痛点，将赤裸的、尖锐的、血淋淋的社会话题搬上银幕，告知观众。
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我能够感受到创作者想要刺痛的那块心肉。
可无奈受制于常规，以及片子过于缓慢的节奏、三分钟一场的哭戏，导致最后的结局与她们想要表达的东西产生了严重割裂感。
电影的主线围绕姐姐安然在面临父母意外车祸身亡之后，如何处理解决好弟弟安子恒的抚养问题展开。她在面临个人的人生道路面前，被迫给自己增添了一架“亲情”屏障。
安然从小以独生女的身份生活在中产家庭当中，父母以及家庭内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让她只能够成为“生二胎”的工具。以至于安然父母出车祸后，交警怀疑她作为长女的身份，因为父母的手机中没有一张自己的相片。
所以心灰意冷的安然面对家庭长辈的指责与谩骂，始终无动于衷，她不想让弟弟毁掉自己的童年后，再毁掉她的未来。因此她不能认命，她不能够成为姑妈口中“长女为母”的样子。
安然只能放弃这个血缘关系上的亲弟弟，就像当初父母放弃她一样。
父母曾为了生育二胎，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安然从小装瘸，扮演小儿麻痹，在因穿了红裙子跳舞而伪装失败后，遭受了父亲的毒打。
从此安然也戒掉了裙子，以至于后来舅舅送给她三条裙子时，她麻木的反应是敬而远之，只敢暧昧地遐想而不会再触碰让她软弱的东西。
24岁的安然带有天生的逆反自由主义的特征，但是她在庞大家族中，所有人都在要求她怎么做，所有人都在强调弟弟的生活，因为男孩是家里的苗。
安然想要冲破传统的禁锢束缚，她想抛弃弟弟不顾、把弟弟送给领养家庭、甚至把弟弟交给不靠谱的舅舅养育。她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是很讽刺的一点在于，每一次安然的心软都会把这个“麻烦”重新带回自己身边。
因为安然在大社会跟自己潜在内在的意识当中，总会不自觉的被调动出一种母性 （甚至连不想照顾弟弟的气话都在强调自己以后也会结婚生子，而非自己的人生愿景） 。这也是为什么长久以来，“重男轻女”的观念好像一把尖刃插在国人的心口，吞不下去、拔不上来，至此与内心融为一体难以分离。
在“重男轻女”大背景下，女性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女性在自我与亲情之间的永恒的矛盾和撕扯，是安然一辈子都逃不出的洞穴。
电影中的姑妈不像是概念中的反派，角色的立体感让观众感觉到她与安然的相同。姑妈曾为了安然父亲的中专放弃自己的大学，也放弃了反抗封建秩序。因此，安然父亲理所应当的成为了父权社会下的既得利益者，他拥有先天的条件可以选择自己生活，也仅仅是因为他有一个“姐姐”。
很明显，《我的姐姐》不止刻画了安然一个角色，姑妈才是升华主题的那个暗线角色。
一辈子的操劳命，使她不敢有怨言。在家庭冲突时只能站在父辈与安然之间拉架 （因为能够公然愤怒且拍板决定的只有男性） ；在葬礼上东奔西波、张罗添水；在丈夫被送上120后指挥女儿照顾店铺，但是告诉儿子不用过分操心……
是的，作为姐姐，她只能一辈子站在男性背后伺候别人，不敢懈怠。以至于在面对安然和自己女儿时，她想当然的认为，女人必须跟自己走同样的路。在多年以来的层级压控下，她所代表的女性已经忘记了自己。
20岁的安然可以大胆反抗传统，但是40岁的姑妈只能在半夜瘫坐在椅子上，无神且麻木的望着吊灯，这是她生活里唯一的光，她的生活没有光。
电影的摄影手法一直在用晃动、仰视、俯视的镜头语言告知观众，谁才是生活真正的主导者。但是在电影中段，姑妈第一次跟安然坐在平衡的画面里，同样以“姐姐”的身份体谅彼此。这也是她第一次听说安然“从小被表哥当沙包，被姑父看洗澡”的故事，至此她压抑了一辈子的情绪遭遇崩溃，更是对自己强迫安然的事充斥着愧疚。
表面上她允许安然送养弟弟的决定，更是将这么多年以来的歉意收敛为一句“对不起，没把你照顾好”。但无人时，她也只能捶打着瘫痪的丈夫，宣泄这么些年来自己作为“姐姐”、“妻子”、“女性”的不公。
她不敢把自己的不满公之于众，因为这是她多年以来生存的唯一支撑，她太习惯于奉献了。
正是因为作为中国女性长辈，她的情绪才不能浮于表面。其背后所透露着的，便是人们口中陈腐观念的“榜样”。
影片的高潮戏不同以往的暴烈，而是姑妈安安静静说的一句“其实套娃也并不是非要套进同一个套子里头。”这是说给安然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姑妈摆弄的套娃玩具，正像是小时候被“撕烂”红裙子的安然，没有下摆漂泊不定。但也正是失去了红裙子的“保护”，她不必做一个只为奉献的传统女性了……
电影中出现的三对姐弟，除了安然与安子恒、姑妈与安然父亲，还有舅舅与安然母亲。影片不止讨论了男权与女权的轻重关系，更是在讨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责任与愧对。
舅舅虽然不是一个靠谱的人，即便他帮助安然的事情也是在为自己谋利，但也只有他是那个每月独自看望安然父母的“弟弟”。他的不靠谱是内心柔软情感的盔甲，一方面，正是由于安然母亲的操劳、保护，才能让舅舅如此快活潇洒；另一方面，是因为舅舅对自己女儿可可的亏欠，让他不敢再动情任何一个女人，只能以玩笑化解悲伤。
安然渴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这样爱护自己的父亲，又在某一些角度从舅舅身上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因此即便安然对他破口大骂，但最终也把象征着“爸爸”的皮衣送给他，亲口说“你就和爸爸一样”。
无疑，这是对安然自己内心的释怀，是羡慕舅舅女儿的体现，也是舅舅作为男性在女性口中第一次听见对自己一生的肯定。
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弟弟。弟弟这个角色是最难把控的，他需要在“作”与可怜可爱之间抓住一个不让观众讨厌的尺度。无论是他哭闹着要吃肉包子，还是把剩菜倒在姐姐床上，都是他在男性掌控的家庭里习惯性的使用自己的特权，是认定情境下的支配权力。而这些都是安然不曾拥有的。
但讽刺的是，尽管弟弟始终在支配着姐姐去做所有不相干的事，可创作者都将弟弟塑造成一个受害者来展开。从而女性才能够站在对立面去批判她们被社会剥夺的权利。
随着剧情的深入发展，我们会发现一个仅上幼儿园的孩子，在不知不觉中转变出一副成人视角的驾驭者。电影没有刻意去强化姐弟之间的矛盾，是因为创作者并不想把矛盾的源头指向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所以安子恒过分的情感体谅与理解力，才全然超乎出他这个年纪应该有的童真。
虽然他唯一的依靠只剩下安然，但是安子恒的口中总能对姐姐说出 “我只有你了”，“你就不能等等我吗？”，甚至是“煮豆燃豆萁”这样暗示的诗句，并且他在明白了姐姐的困苦之后，主动要求领养家庭接受自己。
电影似乎想要通过弟弟的视角更容易地带领观众去理解这种情感的矛盾，但是成人化的刻意煽情话语过分明示，使得弟弟的形象出现了异类的反差。
故意催泪的效果达到了，但是充斥着虚假。
我在看结局的时候，一度希望姐弟在草坪上踢球的画面是安然的构想，是她在签署同意姐弟不再相见的合同之后悲伤的梦。
但这样的结局并没有出现。典型的男权社会下的“政治正确”，女人就要牺牲，被亲情捆绑的批判抛之脑后。
我们看过太多的电影出现结尾与影片割裂的情况，但是对于这部电影来说，两个小时的情绪铺垫都站在女性批判的立场。直到最后安然为了所谓的“传统亲缘”放弃自己的一切奔向弟弟时，影片又回归到父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论中，狠狠打脸了创作者一巴掌。
在一些方面，这是最好的结局，但是对女性主义作品所探讨的本质上来说，这样的结局仍然逃脱不出“姐姐”这个群体的困境。
这种困境将会持续存在，来自于依然陈旧的社会倾向，来自于不敢怒不敢言的社会批判。
最后我想说，关于女性议题在艰难中层层展开，现实照应进电影又折射回现实。养不养弟弟这道选择题，已经成为女性独立道路上的一次进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