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以商业导向为评论的中心，或者是盲目地以受众的喜好为批评的中心，某种程度上都未必有可取之处。如何利用好媒体这把“双刃剑”，捍卫音乐评论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乐评也就变得至关重要。

2月15日，受疫情影响的《天赐的声音》延宕两周后终于在浙江卫视播出，首期节目就因为犀利点评登上了微博热搜。

当期节目，在点评萨顶顶和黄龄合作的《易燃易爆炸》时，乐评人丁太升认为，萨顶顶毁掉了黄龄100分的表演，“萨顶顶的加入破坏了这种完整，在她的表演中我看到了僵硬、矫揉造作。”

而这一不留情面的毒舌批评，也引来了黄韵玲、王力宏、张韶涵等人的反对意见。几番唇枪舌剑后，原本轻松和谐的节目顿时变得紧绷，久经沙场的萨顶顶也直接泪洒当场。

不同于以往一片和谐的综艺场面，丁太升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这个舞台上，其实大家习惯了互相客气、互相礼貌，我知道在这个舞台上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其实不是一件讨好的事，但是我依然希望那些优秀的音乐人们可以用最有音乐性、最生动、最真实的方式去表达。”

这并不是丁太升第一次作为一个乐评人被大众或音乐人质疑。甚至可以说，这也不是乐评人的意见第一次在综艺节目上被放大，并引致舆论的负评。

舆论漩涡中的乐评人

2019年盛夏，《乐队的夏天》掀起了国内的乐队浪潮，但在节目播出过程中，作为专业乐迷的乐评人遭到了大众铺天盖地的质疑，也被许多人称为“乐评人的寒冬”。

其中，《乐队的夏天》第四期，痛仰乐队改编的《我愿意》虽然获得了超级乐迷和众多网友的一片好评，但在节目中，专业乐迷却给出了相反的意见。轻松调频DJ李源认为痛仰乐队的《我愿意》”多少有点松散”，乐评人邓柯认为这首歌的结构是“起、承、承、承、承、承、合，这和我们的欣赏惯性是相悖的”，Vice中国主编刘阳子则认为这首歌给他的直观感受是“很无聊”。

而在第七期节目中，海龟先生和薛凯琪的《咿呀呀》也同样得到了许多专业乐迷的否定意见。丁太升认为海龟先生在这首曲目的表演中“为了迁就合作者而牺牲了太多属于乐队的气质和光芒”，刘阳子则点评“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最后海龟先生在总数40票的专业乐迷票中只得到了16票。归结到一句话，就是认为旅行团的出圈尝试没意义，牺牲了太多自身的特色。

对于乐评人的批评，旅行团的键盘手韦伟认为乐评人的观点和标准是非常狭隘的；而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也认为这些专业乐迷太自私。节目播出后，很多网友也跑到这些乐评人的微博下面痛骂他们”不懂装懂”，乐评人的点评可谓吃力不讨好。

而这一“寒冬时刻”在同年综艺《中歌会》以及《这就是原创》中也出现了。

在《中歌会》中，歌手顺子演唱自己的作品《回家》，遭到了声乐老师贺冰新的否定，她认为“歌手用声音传递感情”，甚至用美声唱法示范了顺子的《回家》，一时间“教顺子唱回家”登上了微博热搜。

而后期贺冰新diss周杰伦的话题更是引起了众多歌迷对于乐评人的反感，网评对于贺冰新也更是极尽嘲讽之能事。而在《这就是原创》第八期中，乐评人爱地人对《忒修斯之船》持褒义，但乐评人莫大人则认为该歌曲定位不太接地气，该言论顿时遭到了陈粒的反驳，认为莫大人未能理解歌曲真正的深度。

早在2013年的《全能星战》中，孙楠的制作人金武林也因为批评张韶涵的《北京一夜》而成为舆论的中心。金武林认为张韶涵的演绎是“最不像戏曲的一首歌”，甚至暗示观众不能因为喜欢张韶涵而随便投票。由于金武林的言辞犀利，引起了吴克群为张韶涵打抱不平的一连串回怼，在场者以支持张韶涵的居多，甚至连在舞台上的孙楠都略显尴尬。

而在综艺节目之外，也不乏乐评人犀利点评的例子。2月5日，丁太升在微博上写道：“李荣浩还真是十分看得起自己的大作，又是新鲜饭菜又是猪食的，任何读过小学或是人民日报的人大概都写得出《同根》那种歌词吧，这种破歌也就是猪愿意听。”

这一言论不仅引起了李荣浩粉丝的不满，也遭到了本尊的回怼：“在猪眼里新鲜饭菜和馊水都是猪食，问题不在于食物本身，是看谁在吃，猪的脑子里只有猪食……别怪他们，也怪可怜的。”

当这些与大众认知相左的严厉点评进入互联网后，也让这些乐评人处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网民纷纷开始质疑乐评人的专业素养，认为他们的“乐评”纯属个人之见。

然而，乐评和个人主观意见是有很大差别的。乐评人身处舆论漩涡中，恰恰也是当下对于专业乐评定位不明以及乐评的平权化所致。

乐评人的尴尬与价值

不同时代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情感表达方式，有人戏称80年代的人想宣泄了就在摇滚现场疯狂甩头，90年代的人对生活不满就在朋友圈约蹦迪场，00后为赋新词强说愁时就在抖音发布流泪视频时还附带伤感语录。可以看到，人们矫情的方式都不外乎在各类平台下寻找一些与自己心境能达成共鸣的短篇大论。

而听一首歌也是如此。在网易云音乐的评论中，我们少见对歌曲作曲、演唱技法的分析，“999+”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成为了各个年代听众的“心灵广告墙”。与其说是乐评，不如说是一段段有关爱情、友情、亲情以及沧海桑田的人生故事来得贴切。

在互联网时代，碎片化的短评成为了当下最重要的乐评形式，甚至成为了歌曲热度的判断标准之一。“人人都有发言权，人人都是乐评人”的UGC（即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乐评风潮将音乐评论由专业化拉向大众化发展，乐评的重心也从以一首音乐作品为中心，进而向以音乐的受众为中心。

同时，随着主流媒体的日渐式微，专业乐评人也不再有过去那么大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在一片众声喧哗之间，渐渐被迫失去了阵地。在流行音乐盛行的几十年间，曾经混迹于乐评圈的乐评人大多被淹没在茫茫大数据中，譬如2008年后停止乐评写作的颜峻以及反复强调自己已经退出乐评界很多年的科钦夫。

就流行音乐的市场考量而言，一些乐评人“怎么卖座怎么写”，将艺术评定与娱乐报道混为一谈，独立于市场、重视音乐本体的优质乐评越来越少见，而乐评人的商业化标签逐渐深入人心，权威性、中立性也随之被慢慢消解。时代、环境等多层面的原因，也导致原本对乐评人不太熟悉的大众这个群体更充满了不解。

我们很难说丁太升等乐评人在乐理知识、音乐流派以及商业角度层面没有发言权。但乐评人在大众审美偏向共鸣感时，一方面是艰深难懂的乐评变得不那么讨喜，另一方面则是综艺效果以及各种营销方式的加入，让大众难免有“乐评人又是收了钱来搞事”的疑虑，而乐评的专业性、客观性反倒难以被大众看到。

在以爆点、流量为王的时代，节目制作方对于话题性的创造上更具有主动性，需求也更大。PGC模式（即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专业生产内容）下的专业乐评人在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话语权，但到了大众面前影响力就大大地打了折扣。对于音乐人、乐队的熟悉度远远高于乐评人，”亲缘性”、”帮亲不帮理”的心理偏好在某种程度就致使乐评人必须承受因立场不同而来的炮火。

正如著名乐评人李皖在2015年8月接受南都记者的采访中提到的：  “当下显然不是乐评人的好时代。  ”

乐评人所做之事、所言之情，在这个时代的确不怎么被别人当回事，吃喝拉撒、饮食男女，我们被这些东西完全包围了，所以乐评人目前只能代表部分人群的喜好，甚至变得独木难行。而乐评人的尴尬也大多来源于此。

然而，乐评人的乐评是否就真的这么不堪一听呢？

也不尽然。音乐流媒体开放用户评论的UGC模式因其穿越时空的“在场感”，加深了产品的用户粘性，但其本质上并不属于一个有完整架构的乐评。

相较于PGC模式的专业乐评，UGC的个体评论者因为知识结构、立场的局限，很难建立全面客观的审美体系，有其不可忽视的短板，从而在引导大众音乐审美层面上难以取代PGC。而乐评在审美上的引导价值，是大多数乐评人所追求的，也是PGC模式下的专业乐评人在此间不断耕耘的。

立在风口上的丁太升就曾做过这样的表述：“我想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音乐是好的音乐，什么样的音乐是不好的，它不好在哪儿。”“我的工作有价值，在于它影响了更多的年轻人的音乐审美。”

轻松调频DJ李源则认为：“我们的角色就是要批评大于赞美。”他还认为，“乐评是对创作者的动机，对音乐本身的价值进行理性判断，起到连接创作者跟市场之间的作用。一方面诠释阐释作品，类似大众点评；另一方面其实又是对创作者艺术方向、艺术创作的一个总结和指引。”

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对于《歌手》的受众而言，边听歌边看看耳帝对于《歌手》的评价已然成为一种习惯，而在《我是唱作人》播出期间，不少人跑到呆若木一、Colin Zang、上海小阿姨那里找共鸣。对于大多数追求视听盛宴但又缺乏乐理知识的大众而言，乐评人的解读和引导作用也显得格位重要，乐评人不是没有其拥趸。

结语

在短平快的时代，简单粗暴的留言式乐评甚至情绪主导的快速反应式乐评，在自媒体的流量风潮中确实更容易拔得头筹。但也确实存在某些乐评人的音乐素养本身难以保证，也会导致华而不实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词句大出风头，从而让乐评缺乏深度，不具备真正的可读性。

简单来说，一味以商业导向为评论的中心，或者是盲目地以受众的喜好为批评的中心，某种程度上都未必有可取之处。如何利用好媒体这把“双刃剑”，捍卫音乐评论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乐评也就变得至关重要。

正如乐评人邓柯在采访中所言：“乐评能真正对创作产生影响。针对创作者创作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局限做出的评论，这是能够影响到创作者本身的。”

艺术虽然主观，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衡量标准。艺术可以被摆在神坛上，但那并不代表艺术无法被评价。没有标准答案，不等同于没有答案。

 参考资料：

1. 没有人推送：《人人都是音乐评论艺术家》，《这里没有内容》，2019年8月12日

2. 《丁太升：<学猫叫>我不了解，我不想谈这个话题》，《澎湃新闻》，2019年7月17日

3. 《看<乐队的夏天>，听歌开心就完事了，干嘛啊还需要乐评人》，《刺猬公社》，2019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