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不少企业开始考虑用产能搬迁的方式来规避关税的提升以及近几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印度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一带成为了其瞄准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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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全球电子合同制造商纬创资通和富士康计划在未来五年中，共同投资750亿卢比（约71亿元），扩建其在印度的制造工厂。据悉，纬创资通正打算将其PC、物联网、医疗和云服务等业务带到印度。据透露，这次投资可提供1万多个就业岗位。

事实上，国内厂商在印度投资建厂的做法并不少见。据外媒相关报道，继富士康在印度越南等地投资建厂之后，和硕拟在印度、印尼以及越南这三个国家建设新工厂。

 走“中国道路”的印度制造

目前，国内许多厂商受中美贸易战、人力成本上涨的影响，纷纷将制造基地进行外迁，从一二线城市迁移到三四线城市，甚至出海迁往以印度、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一带。当然，劳动力成本优势通常不是建厂的唯一决策要点，还要兼顾考量潜在内需市场发展、产业链配套、经商环境与政府支持政策，以及管理文化是否可以得到有效输出。

制造业是国家根基，没有实体产业的支撑，便谈不上任何经济的发展。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17年印度的人口总数约为13.392亿，去年GDP总量约为2.5975万亿美元，人均GDP仅为1939美元。作为仅此于中国的第二大人口大国，印度要想崛起，必须先从低端制造业抓起。历史证明，任何国家在发展工业化的过程中，当本国制造业遇到一定瓶颈后，便需要将低端制造业外迁，为发展高端制造业腾出空间。

拿日本为例，日本战后从欧美接收了大量制造业，经济腾飞后，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便开始将本国制造业外移，依次将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者又将其产业依次转移到东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80年代初，中国从上述国家手中接过了这根接力棒，其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以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

从中国制造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内制造业在改革开放后通过来料加工起步，进而通过代工模式使相关产业的供应链转移到中国。在完整的供应链建立起来后，中国品牌再依托完整的供应链条崛起，通过较高的性价比，从低端到高端逐渐替代国外品牌，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进口替代”。

印度似乎在借鉴着以往中国制造的发展模式。

早在2014年，任职总理不到半年的莫迪推出了“印度制造”战略。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FDI）、降低行业准入标准、改善国内营商环境，莫迪意欲撬动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廉价的人力资源，致力于将印度打造为制造业中心，增加就业岗位，以此推动印度的工业化进程。

2017年初，印度政府批准了总额达15亿美元的特别奖励计划（MSIPS），以此助推印度实现2020年电子产品实现“净进口为零”的目标。一份英国金融时报的统计表明，仅在“印度制造”战略实施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印度就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接收国。据有关报道，自优惠激励政策（M-SIPS）修改后，印度政府已经收到了421份申请，批准了其中的193份。已通过的这193份申请中，有144份申请已经带来总共925.2亿卢比的投资。

此外，印度政府于2017年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GST税改，旨在简化税制，推动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降低跨邦运输的成本。另一方面，印度政府还挥起了关税大棒，多次提高电子产品及零部件进口关税来保护本地制造业生产。

2017年12月，印度将手机进口关税由10%提高到15%，2018年4月1日又进一步提高到20%。与此同时，手机电池、麦克风等提高到15%，可穿戴设备提高到20%，印刷电路板、显示组建等关税已经是15%。受此影响，包括小米在内的众多外资手机企业不得不将组装厂搬到了印度，改整机进口为零部件进口。

按照供应链跟着终端产品工厂走的规律，印度政府的策略实则也是为了倒逼国外厂家在国内的投资建厂，补足短板，希望能打造如中国般强大的供应链整合能力。

 弊端凸显，印度制造的几大拦路虎

纵观全球历史，拥有13.4亿人口的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理应成为优先发展的行业，但是印度却走了一条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奇特道路。

目前印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靠农业或者农业附属链为生，工业占国家GDP的27.6%，只雇用了国内17%的劳动力。从产业结构上看，印度与发展阶段相似的其他国家相比，其工业部门占比明显落后，但是第三产业却占全国GDP的50%，集中在劳务输出，金融服务，交通服务，通信等行业，与发达国家趋同。

对于这种特殊的产业结构，不少印度当政者曾主张跨越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时代”，直接迈向以服务业主导的“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众所周知，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仅仅靠服务业和高端产业根本不可能促进印度这种10亿人口级别的经济体走向现代化。

高新产业的光鲜外表难以掩饰其种种内部问题——印度整体就业机会不足、劳动力素质偏低、资本相对缺乏、产业缺乏联动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CMIE数据显示，印度劳工参与率（LPR）约为47%至48%，在16年实行废钞令后急剧下降，至今仍未恢复。目前印度每年仅创造约一百万个就业机会，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年轻的人口结构使其每年至少需要一千万个就业机会。就在前几日，印度求职者、学生及活动家在新德里举行了反政府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解决就业问题，抗议政府职位选拔中的腐败问题。

因此，如何通过推动工业化以规模化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整体生产效率成了印度政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另一方面，与服务业相比，工业制造，即便是最低端的密集型制造，对土地征收、劳工制度和营商环境的要求更高。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印度用工价格低廉，但是却依然难以把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化为优势产能的原因。虽然印度政府明确列出了汽车、电器、通讯、电力等十几个重点扶植的产业，但比起这些具体的产业政策和行业指导，更重要的是印度政府在工业生态和营商环境方面的改革。

此外，发展制造业和基础建设是并行的两条线。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确还处于较为低级的水平。直到2018年，印度高速公路仅有942千米，不到中国的1%；高铁仅有508公里，与中国的2.5万公里，相差甚远。

印度制造业的发展绕不开以上问题的解决，而有意向在印度建厂的企业也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毕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前人摔跟头的事情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