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多家大型跨国制药企业削减在华研发投入，裁掉技术人员甚至关闭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各大药企纷纷与中国本土药物研发企业签订合作协议。辉瑞与本土企业派格生物医药曾达成合作，开发葡萄糖激酶激活剂（GKA）类药物。礼来与信达生物、药明康德等中国本土中小型制药企业和药物研发企业合作研发创新药物。
辉瑞、礼来的负责人均表示，在华调整研发战略旨在提高全球研发业务的协同和效率，而大型企业研发效率远远不如小型企业。目前，新药研发的周期需要十五年。在华外资企业研发的新药为通过中国政府审核还需要数年时间，时间成本极高。而中国政府对本土药企的审批流程简化、时间缩短等优惠政策极大地鼓励了外资药企与本土企业合作研发。
2017年，电气自动化领域的跨国企业也纷纷调整其在华研发战略，但各企业调整方向有所不同。通用电气（GE）于2017年年中宣布其上海技术中心（CTC）不再承担基础科研工作，基础科研任务转由企业位于美国和印度的研究中心承担。稍早前，该公司中国区首席技术官陈向力博士离职。
与之相反，西门子多年来一直在不断追加对中国区研发的投入。2016、2017年，西门子在中国青岛、苏州、无锡、成都等地设立多个创新中心、实验室，并在苏州设立西门子中国研究院苏州分院。从2017年9月起，西门子中国主导西门子全球自主机器人的研发。西门子全球“工厂自动化”业务部门正准备将产品开发并推向市场。西门子大中华区2018财年在华营收达到81亿欧元，比2017年提升12%。西门子中国区的业绩增长领先全球，研发投入也不断提高。
案例1：西门子工业机器人研发
西门子近年来聚焦于电气化、自动化、数字化的主营业务方向。西门子中国研究院在“愿景2020”的指引下，主动提出在华研发工业机器人的构想，并得到西门子全球董事会的支持。该原型机一年内开发成功，现已进入业务部门（自动化工厂）进行后续研发和市场化。自主机器人是西门子公司核心技术之一，西门子中国主导公司全球自主机器人的研发工作。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增长非常显著，但本土企业在机器人研发上的实力较弱。西门子在工业自动化方面有雄厚积累，其在与供应商、客户等上下游伙伴沟通时发现了本土企业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于是开始考虑研发机器人控制器——特别是能够与西门子自动化解决方案无缝对接的控制器。
西门子大中华区CEO赫尔曼、西门子中国研究院院长朱骁洵、西门子中国研究院研发部总经理Pe?terMertens、时任西门子中国研究院自动化与控制领域主任卓越、西门子中国研究院科技与创新管理总监陈颀潇等，在业务活动中意识到了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快速增长。明确目标后，赫尔曼先生向德国的西门子总部提出了“进军工业机器人”的想法。工业机器人研发团队在西门子2014年年度发明家（“inventoroftheyear”）卓越博士的领导下进行研发，基于西门子以往丰富的自动控制、IT平台、网络通信、机电一体化的研发经验，比较顺利地开发出原型。西门子总部董事会对该项目的推进亦有很大的贡献。在西门子内部的工作流程中，研发部门的研发成果一般都是对口到业务部门进行转化和生产，然而工业机器人是西门子此前尚未涉足的领域，业务部门对其前景没有把握，故而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当西门子中国公司将该想法上报德国西门子总部后，西门子总部认为该研发项目既符合中国的国家战略，亦匹配西门子提出的“愿景2020”战略，基于对中国市场的战略重要性的预见，认可了工业机器人研发提案，从而确保了资源和资金流入该项目。
外企在华研发战略变化的原因
（一）研发竞争、人才竞争加剧
随着中国本土企业创新研发实力的增强和薪资议价能力的提高，大型跨国企业逐渐感受到来自本土科技企业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中国本土制药企业华领在糖尿病药物研发领域与辉瑞形成了直接竞争。在电气领域，国家电网等央企与西门子、ABB等外资企业实力差距迅速拉近。在招募计算机编程人才时，不少中国本土互联网企业开价显著高于外企。大型跨国公司相对本土企业的人才和技术优势不断缩小。
（二）在华分部研发效果不及预期
部分外资企业在华研发机构的效率不高，成果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认可，绩效受到企业全球总部的质疑，这是外企裁撤在华研发机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以医药研发领域为例，目前合同研究组织（CRO）和合同注册组织（CRAO）越来越流行。这类企业具备研发和药物注册的专业知识，本土企业更能够享受审批流程简化的政策优惠。因此，跨国制药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将药物的研发和申请审批交给中国本土的合作伙伴。这说明中国本土企业的研发实力在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效率尚有待提升。
（三）京沪等中心城市人力成本上升，其他城市或其他国家人力成本优势凸显
目前，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有大量外资企业研发机构，然而这些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人员薪资水平也较高，企业薪金负担较重，员工福利开支较高。除京沪外，苏州等城市人力成本优势也越来越小。许多外资企业将研发中心或创新中心转移到成都、西安等地，以求降低人力成本。然而也有部分外资企业完全撤销了在中国的研发活动，转移至印度等地。如通用电气在全球的基础科研工作除美国外，全部集中到印度班加罗尔。Adobe则完全取消了中国区的研发，全部转移至印度。从长远来看，跨国企业放弃在华研发，对中国企业引进、学习、吸收先进技术不利。
（四）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经济年增长率从危机前的高于4%跌至危机后的不足3%。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甚嚣尘上，更令原本艰难复苏的世界经济再次面临重大挑战。与此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迅猛兴起，带来了人类社会技术范式和商业模式的深度转型。以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和以“平台经济”“零工经济”“一人企业”为代表的新兴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对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与经济周期、科技革命相伴的是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从“301调查”“加税清单”，到“CFIUS扩权”“中兴事件”“晋华事件”，中美之间在高科技领域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又添新的变数。面对世界经济的大变局，不论是东道国政府还是跨国公司，都在以“战略性”（而非“战术性”）的思维去调整自身策略，从而抓住本轮技术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机遇、降低其所带来的风险。例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调整、重组、上市、并购等活动必将日益频繁。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战略与格局的调整是有深层原因的，受到经济周期、科技革命、政经环境的多重影响。比如，西门子的调整就是应对数字化未来的一种主动选择，而有些外资企业将研发撤出中国也不排除是受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
案例2：西门子医疗集团上市
西门子全球总部位于德国，西门子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变动特别是收购、拆分、上市等结构性调整中，较少参考大中华区单一地区政策。西门子股份公司CEO凯飒（JoeKaeser）在其提出的“公司愿景2020”计划中，希望西门子更加聚焦电气化、自动化、数字化等工业业务，而逐步剥离其他业务。2018财年，西门子总营收为830亿欧元，净利润为61亿欧元。而在2017财年，西门子医疗（SiemensHealth?ineers）营收已达137.89亿欧元（占比16.6%），净利润为24.90亿欧元（占比40.3%）。分析师对西门子医疗的估值为400亿欧元左右。
西门子医疗于法兰克福交易所上市，而其主要市场除德国本土外包括中国、日本等。西门子医疗的上市，将从财务方面给西门子中国公司带来高账面收益。根据现行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企业只需要每三年进行一次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并在认定通过后可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这意味着只要企业在三年期内的总体情况满足“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总营收比例不低于60%”即可。从政策设计上看，该政策既考虑到了企业运营中可能发生财务方面波动的客观规律，也降低了政府每年进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工作量。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目前征税时是按照当年财务情况判断是否享受税收优惠，但对当年财务情况进行判断时，未考虑企业因并购而带来的一次性的收入（例如，在企业当年总营收中未剔除该部分收入）。这样的操作方式不仅增加了政府工作量，也影响了高新政策对跨国企业的适用性。
未来仍须着力吸引世界领先企业在华投资与研发创新
长期来看，中国本土创新研发实力的不断提升、营商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必将对外资企业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需要着力吸引世界领先企业在华投资与研发创新，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展望未来，在中央层面，可以考虑引入新的政策工具，研究如何有效地降低跨国公司和本土科技企业研发的人力成本和综合运营的成本，营造有利于各类创新主体包括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兴业的整体环境，如允许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上市融资、贷款，为外籍雇员在华工作、生活、求学提供更多便利等。与此同时，应更加关注企业长期是否专注研发，大力推动研发加计扣除等税收抵扣政策的落实，让真正从事研发的企业都能切实享受到政策优惠。
在地方层面，各地区特别是人才资源密集、生活成本较低、希望加快发展的城市，应当主动出台政策，吸引外资高技术企业尤其是在华外资企业的研发部门在本地“落户”，允许并鼓励外资研发机构和高技术企业承担科技计划项目，将他们纳入到中国本土的科研与创新体系当中。与此同时，在进一步优化现有政策手段的基础上，做好政策的落实，比如改变按年度去认定税收优惠政策的做法，而给予通过一次认定，在认定期内均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的待遇。相关主管部门需要将政策优惠落到实处，切实鼓励企业积极开展本土创新与研发。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风云变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应当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成为全球自由贸易和创新合作的坚定拥护者。事实上，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总之，只要在中国投资兴业的，无论本土还是外资，都是中国企业，都应不断提升研发实力和产品质量，利用中国广阔的市场、丰富的人才，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贡献力量。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今天，我们更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扫除企业之间的身份障碍，让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的企业，都能够在一个开放和公平的营商环境中去竞争。唯有如此，方能充分释放中国国家创新体系中各类主体的创造性和活力，让创新所需的资源和要素充分流动起来。
（梁正，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李代天，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意大利博科尼大学技术与创新管理专业博士；徐伯宏，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