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传媒职业学院，教学楼墙上的大象。胡波在这里呆了4个月后退学。

我们为什么怀念胡波？一年过去了，胡波的电影开始为人所知，他的名字被拿来用作各种醒世恒言。我们怀念他并非是因为他和影视圈令人瞩目的冲突，也并非那些私人恩怨，而是我们清晰地知道他跟我们是如此不同——尽管在每个人内心都可能从未相信过这种理想主义。但我们仍然被这样的人所吸引——尤其是他身边的人，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仍在持续。胡波曾多次对人说：拍电影就是屈辱，就是穷，就是忍受。至今，也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自杀，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胡波并非死于贫穷。

采访并文 | 陈楚汉 莫南

编辑 | 王天挺

出品 | 谷雨 ×

故事硬核

导演阿巴斯说：“有的人用缺席影响世界。”胡波正是如此。

他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以下简称“《大象》”）在俄罗斯、波兰、法国、葡萄牙获奖，在欧美发行；在刚刚结束的第55届金马奖上，获6项提名的《大象》最终夺得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剧情长片2项大奖。

今年西宁电影节上，导演贝拉·塔尔发文悼念：“他总是那么忙，也许他知道时日不多，他的生命是一根两头同时点燃的蜡烛。”

在FIRST电影节的首映现场，谈到胡波，《大象》男演员章宇背身而泣，他说：“大象是胡波这样被没收了工具的人，开垦世界的方式。”

△《大象》主演彭昱畅（左）和章宇（右）在金马奖典礼现场图片 | SAM YEH （视觉中国）

第一次试镜，胡波就对章宇说——他后来因为出演《我不是药神》里的黄毛为人所知：我不为钱、不为电影节拍电影。章宇不信，心想：“很多人说那话的时候可能是真诚的，他只是没有那么了解自己的欲望。”胡波又说：“我想要的一个表演，是之前所有中国电影里面都没有的。我要拍的，不是以往所有类型的中国电影。”他的语气平淡、笃定。这种话章宇听得多了，他看了胡波一会，说：好啊。

胡波身高1米89，说话带有山东人的粗声粗气。与人交流时，胡波极其专注，不玩手机，盯着对方的眼睛。他话不多，语气平淡，但带有一种内在的不可修改。

之后，胡波用行动履行他的诺言。胡波逝世一年后，章宇说：“他起码让我知道了，哦，这世界上真的有这么纯的人。反观我自己，我只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俗人。”

 牛肉版面与电影学院

即使在北京电影学院（以下简称“北电”）这座以特立独行闻名的艺术殿堂里，胡波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入学前，胡波的事迹就在电影学院流传：他从家乡山东一路逃票到大兴安岭，就为了看一眼叶子上的霜降。入学后，胡波的传闻就更多了：有人说他和合作的所有制片人、录音师都闹翻了，还有人说他头发乱七八糟，就穿大棉拖和拉链帽衫，并且一年四季不换衣服。

外人看来的离奇，在北电只算是常态。毕业答辩时，出现过两位导师争执不下的场景：一个人说这个学生的论文我看不懂，所以不能让他过；另一个说我看不懂，所以我让他过。2010年，导演系录取了13个本科生，他们都回答了“以下有色金属中哪一种原子数最多”“5元人民币背后是什么图案”这种问题。胡波也在其中。

但这时还没人知道，为了考上北电，胡波需要跨越的障碍。

2004年，胡波中考落榜，去了一学期学费4500元、交钱就能上的齐鲁私立学校。 他在小说《大裂》这样描述自己的学校：“我的高中是J市最差的高中，入学当天的军训卧谈会，大家谈的是城郊嫖娼的经验。我的初中也是J市最差的初中，军训当天的卧谈会，大家谈的是哪一天能开始去城郊嫖娼。”这并非编造。胡波的高中同学王凯说，畅谈嫖娼经验的两个同学，后来都因打架被开除了。

决定考北电前，胡波没有把学业放在心上。即使父母为了他上学、专门搬到了学校对面的小区，他仍天天迟到。他不爱洗头，“天天顶着个大油头，头发又长，像铲子一样”，上课就睡觉。他读韩寒，爱写文章，曾把文章给语文老师点评，老师不置可否。回来他就说：这老师没文化。在当时，学校门口常年有低年级学生打架，高年级围观，住读生们每天翻墙去网吧。胡波那一届学生，没人考上一本。

但也在高中，胡波爱上了电影。他有一天说要考北电，王凯说“然后突然不说济南话了”，因为“考电影学院要说普通话”。高三，胡波去北京蹭课，买了几麻袋电影光盘回来看。

但连续两年，胡波都落榜了。最后他去了山东传媒职业学院，这是一所距离济南市区二十多公里、周末教学楼不开放的大专。他待了4个月就退学了。

直到第三年，他才考上了“电影艺术的最高殿堂”。他是2010级北电导演系年龄最大的本科生。

 夜奔

考上北电是胡波一生中少有的“看见光”的时刻，电影是他完整表达自己的希望。

但就在胡波考入北电的前几年，正逢韩国导演崛起。韩国电影通过模仿好莱坞，在低迷的亚洲商业片市场中异军突起，又不乏李沧东、奉俊昊、朴赞郁这样的艺术片大师。这与胡波两位主任教员的口味不谋而合，他们偏市场、接地气，拍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和《潜伏》这类大热剧。

胡波就学期间，导演系也一改注重艺术片的教学策略，大一到大二，导师布置的作业都是翻拍经典类型片，直到大三，学生才能拍自己的剧本。

但胡波追求的是更纯粹、小众的艺术片。大一拍作业，大家都拍得不好，胡波也一样。但有的人已经能看出差别。“他的作业是看不懂，我们作业是傻逼。”胡波的同班同学袁仲说。

△胡波正在进行拍摄图片 | 潘图

大一时，胡波拍过一部短片《黑铁》：在小饭馆里，女店员和男食客面无表情地看电影，店员面前放了一根戳订单纸的长钉。一个女人走进来，点菜时，她拿着服务员的笔不愿归还，店员几次催促无果。这时，一个中年男人进店，吹起口琴。突然，服务员把女顾客的头往钉子上一戳，“噗”，扎出一地的血。女顾客点完菜，眼睛里扎着长钉子，滴着血，往回走。吹口琴的男人伸脚绊了她一跤，女人脸朝地倒在血泊里，钉子扎得更深，其他三人继续面无表情地看电影。影片结束，一句台词也没有。袁仲到现在都不知道胡波想表达什么。

对他另一部片子《偷喝牛奶的人》——片子里的人都作着撞人逃逸、偷喝牛奶、踩碎玻璃、肆意谩骂亲人这样或大或小的恶，气息冰冷绝望，导师评价：胡波，你这拍的是什么？但导师也对全班说：出去后，你们班13个人拍戏，12个都拍同一部片子，胡波是拍另一部。

胡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遵守自己的时间。表演课他偶尔不来，对要求抓紧时间排练的导师说，今晚来不了，因为要上徐浩峰的选修课。当导师问“排练重要还是选修课重要”时，他回答“浩峰老师的课，上一节少一节”。导师气得夺门而出。多数时候，他一个人在宿舍，在电脑前埋头写字或者玩《英雄联盟》。

有一次，胡波和女友在蓟门里吃麻辣烫，学院老师看见了。第二天上表演课，老师开玩笑说：一直以为胡波多么不接地气，多么大师，这不也有世俗的一面吗？

甚至在大四拍毕业作品《夜奔》——一部为了拿学校12万赞助、妥协的模仿韩国商业电影的作品时，他还是因为不满意学校指派的录音系学生，得罪了录音系所有的老师。他自己找了电影学院一名叫做甄帅的研究生。“他是一个电影疯子，跟他合作就是在跟一个疯子做他心中最接近理想的事。”《夜奔》有一段斧头在木头上拖动的情节，声音要补录，胡波专门去找了斧头，租回拍片的房间，带着甄帅补了好几次。“没有几个导演肯亲自跟这些。”甄帅说。

起初，《夜奔》在学校大受欢迎，胡波很高兴。不过，他迟迟没收到拍摄尾款，校方说他剧本不好、版本过长。胡波跑去找同学陈晨。陈晨形容胡波“天生有一种老逼想要踩一脚的感觉”。他说，拍毕业作品时，胡波拿到的器材是最烂的，“为什么？没有买烟”。陈晨就带了两条烟去取器材，拿到了最好的设备，“我们那届所有人都送了”。

陈晨手把手地教他：“你现在出门，给某老师买两条中华烟，塞给他，不要说话，出来。”胡波照做，不久尾款就到了。

尽管胡波为《夜奔》做了很多商业化、类型化的妥协，但它仍不为两个导师所喜爱，《夜奔》和另一部实际上他拍的、没挂名的电影都被按下，没能送奖。甄帅说，胡波对导演系的态度是“以后成名了回导演系泼屎去”。

不久，胡波就彻底否定了《夜奔》。2017年，胡波在简历里只写了一部作品：《到科尔多瓦》。那是他本科时的一部短片，讲的是一个得了绝症的中年人决定出门走走，却坐上了通往科尔多瓦的列车。回顾自己的大学生涯，胡波说：“我直到毕业都不能不受限制地拍电影，想着考了这么多年学图什么呢。”

那段时间，他什么也不干，搬个小马扎，坐在宿舍，拿瓶二锅头，吆喝同学，“别他妈看电影了，别他妈写了，来来来，喝喝喝”。

 大裂

毕业之后，有公司看中《夜奔》，找胡波拍片，带点软色情，但是个“正儿八经的长片”。当时的电影业远不如现在火热，有片可拍已属难得，但胡波还是拒绝了。

他把《夜奔》视作自己投降的产物，决心继续等待拍艺术片的机会，如果没有，他宁可不拍。所以当他的同学为了生计都接起广告、宣传片、网络大电影时，胡波却回到了那个“安全的出口”——文学。2011年底，他写起第一篇长篇小说《大裂》。“拍电影是很麻烦的事，需要的条件也非常繁琐，通常都拍不起来，那拍不起来的时候，总不能闲着吧。”他说。

那是胡波最拮据贫困的时期，他需要找母亲要钱生活。2016年，胡波给一个富二代学生剪了个7分钟的片子，拿了7000元，他对范超说——他和胡波是大学同学，两人从第一部短片就开始合作——这是他全年挣的最大的一笔钱。“我那次说，你现在打工吗？他说实在不行就跟家里要。他觉得家里还能（给钱），40岁之前还能熬一熬。”范超说。

△胡波和范超正在抽烟 图片 | 潘图

胡波搬到了北京东五环外——能节约一千元房租，闭门写作。租房时，他还被黑中介骗走一笔钱。胡波效率极高，他要求自己短篇必须在一天内写完，中篇不超过一周。来京7年，胡波拍过9个短片，写了几十个短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两部电影剧本和一部话剧剧本。

胡波尝试往严肃文学发展，但他使用的方法和他的社交一样不知所云：他把小说直接投到各大出版社、文学杂志的公开邮箱，然后静待回音。

当时，华文天下的编辑王抗抗特别缺选题，有一次她随意翻邮箱，看到一篇名为《大裂》的中篇小说，风格奇崛，画面感极强，读完后她很疑惑，“这么流畅的一篇小说肯定有什么（反响）”。上网一搜，果然，《大裂》在台湾得了大奖，不少名家都高度评价，但作者“胡迁”在邮件里只字不提。

“他有自己的傲慢，他不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就是希望人家发现他，是通过他的文字。”王抗抗说。

胡波的文字和电影一样，风格鲜明，充满自我表达，不乏戏剧冲突。但对一般读者而言，他的作品文字晦涩，主题灰暗。台湾得奖前，胡波曾把作品投过多家出版社，都没人要。得奖回来后，马上有人抢着签。

之前，国内一家著名的纯文学杂志确定要发他的文章了，结果被一个更有名气的作者替掉。胡波很生气，他对编辑说：现在没有人好好写字了，纯文学生存都会越来越窄吗？编辑曾想让《大裂》参与国内的文学评奖，胡波说：你们去折腾吧，我之前就弄过这个事，没戏。

《大裂》出版后，单向空间策划过一个胡波和王小帅对谈的活动。因为王小帅没时间，胡波一个人的话，单向空间不想做，便不了了之。

图书网站的人劝胡波多去社交，“这个圈子，找一个有分量的人做推荐，会比你把东西弄得多好（都要有用）”。当某个喜欢《大裂》的作家举行新书发布会时，胡波就被推着，带上自己的书，“去社交一下”。回来后，问他怎么样，他说：“老师人都特别好。”

“你加他们的微信了吗？”

“我忘了，没加。”胡波赶紧补充，“但是，广东菜特别好吃！”

胡波逝世后，单向空间给胡波办了一个分享会，作家绿妖回忆起胡波的这次“社交”：

席间，胡波很沉默，“他的沉默又不是那种新人、可以忽视他的存在，他的气场又很强大，然后我们就很尴尬”。人少时，胡波的确把自己的书送给了在场的作家们，但人一多他就不送了。绿妖礼节性地问胡波要书。胡波说：“我带了，你会看吗？”

胡波在意公众的评价，但又不希望自己被公众看见。最开始，胡波的微博名叫“胡迁.”，胡迁也是他的笔名。《大裂》小有名气时，粉丝从100涨到500，他就把名字改成了一个很奇怪的昵称，谁也找不到。同时，他很得意地对编辑说：“我微博涨了十倍的粉，都是忠粉。”

与此同时，胡波未曾放弃电影追求，他在写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片剧本。写小说时，胡波一律用笔名“胡迁”；拍电影时，他就成了“胡波”。这两件事就像他人生的两条轨道，轨道上运行的是他的小说和电影作品，轨道中间是他在现实中的一切见闻。

 冬春

毕业两年后，胡波终于等到了拍摄自己电影的机会。2016年，他的剧本入围FIRST青年电影展（以下简称“FIRST”）。

台上宣讲时，讲到一半，对着近百家制片公司、资方，胡波僵住了，十几秒没有说一句话。在《大裂》序里，王小帅回忆说：“他一开口就暴露了他在背稿，他的眼神对着前方的虚无背了开头的一小段之后，眼睛突然看向台下的听众，然后就顿住了……后来的宣讲这个人严重跑题，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漫无目的地描述希腊神话上，而且就这个希腊神话也没有讲清楚。”

胡波没有获奖，但王小帅的妻子刘璇读了他的剧本，并推荐给王小帅。当王小帅读到剧本时，他顿住了，“整个故事和文字竟然散发出一股迷人和离奇的氛围”。他和刘璇名下的冬春影业决定投资胡波的第一部长片。

得知消息后，胡波非常兴奋，他找到范超，说自己拿了60万投资。胡波说：“王小帅也是拍文艺片出来的，被赏识了，我操，我太高兴了，给我钱，拿自己的作品拍。”

那时，胡波得知另一个好友在做网络大电影，他说：小帅老师拍这么多年电影，都没碰商业片，你可好，这一毕业就弄网大。

2016年8月，胡波开始筹备《大象》，王小帅监制，刘璇做制片人。《大象》除了摄影师范超和一名演员，其他全是动用王小帅的资源请来的，胡波也没有导演费。

即便对于一部艺术片，60万的预算也太少了。当时一部网络大电影，预算通常也在200万以上。为了节约成本，所有主创都被要求无偿工作。在《青年导演的死亡》中，胡波自述：“公司鼓励我发朋友圈免费招美术和其他组员，导致该项目在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生中成为笑柄。”

半年筹备期，剧组工作人员换了好几波，胡波看中的演员也黄了，都是因为没钱。“整个制作、演员不给钱，主要演员是3000块钱每个人。这个钱我都说不出去。” 后来离职的一位剧组人员说。胡波看中一位平均片酬30万的男主演，演员说给3万块就来，但剧组就是给不起。最后，彭昱畅接下这个角色。

△胡波、彭昱畅在《大象》拍摄期间图片 | 潘图

初次见面，章宇和剧组工作人员聊，胡波就在旁边盯着他。“我当然知道导演会观察演员，但我没见过那种赤裸裸地、直勾勾地盯着你……感觉他的目光在脱你衣服。”章宇说，“他眼睛太有特点了，特别透，你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所有与胡波见过面的人都没法不注意到他的眼神。聊天时，胡波会直勾勾地盯着对方——作家黄丽群形容为“眼光明澈宛如少年手心紧攥的弹珠”，对刚认识的人来说，“那种冷静的沉默会让正常人尴尬到无地自容”。

后来章宇以《我不是药神》里的“黄毛”出名，他说，演绎“黄毛”时的眼神，就是受胡波启发。

面对零片酬的窘境，章宇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一分钱都没有，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我只能给自己一个答案，我不能错过这个剧本。”他说，“气质太独特了。”

胡波与冬春关系的转折，发生在项目筹备两周后。有一天开会，人到齐了，胡波来了，说不拍了，拉上范超就去吃饭。餐桌上，胡波说，有人私下告诉他，王小帅这部片子在外头要了200万。

从这天起，王小帅在胡波心里从伯乐变成恶人，他说：“他们缺这一点钱吗？他们把这点钱给我用作筹备，用作他妈的拍戏，我他妈不用被人骂，不用被这么多人挖苦。”起初，胡波与王刘夫妇相谈甚欢，胡波去冬春开会，夫妇俩都会请他吃公司附近的老北京涮锅。为了拍完电影，胡波没有和王小帅决裂，但他的理解变成了“这帮人拿着我的钱请我吃饭，应该的”。

 井陉

井陉县是石家庄市的一个矿区县，靠近矿区的地方，见到的所有店铺都和生老病死有关：医院、殡葬、婚纱店、餐厅，招牌是黑底红字。靠近井陉火车站是一座热闹的桥，桥底有一条干涸的河流。河道堆满了垃圾，河道口流着斑斓的脏水。

矿区成群、参差落差、老式楼房的独特矿区景观，加上华北冬天的雾霾天，使得不少艺术电影都在井陉取景。在井陉宾馆，那些大众陌生的艺术电影名，前台服务员都能娓娓道来：《村戏》《刀背藏身》，还有胡波的《大象》。

△《大象》拍摄地，石家庄井陉县。

2017年2月，《大象》开机。从一开始，这就注定是一场赌博。

开机前主创开会，王小帅提醒胡波不要执迷于长镜头，并希望多设一个机位来增加剪辑方案。这实际上是在给胡波留后路，但在胡波的计划里，电影每一场戏都是一个调度复杂的长镜头，加机位不仅需要时间，也与他坚持的极致美学不一致。他没有采纳。

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和胡波作对。开拍前，当地的工厂全被关了，雾霾不见了，井陉每天都是罕见的晴空万里。《大象》外景很多，胡波疯了，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骂街。

为了得到他想要的灰暗、朦胧效果，每天天亮前，胡波就带着剧组去走戏。等到天蒙蒙亮时开拍，太阳升起就收工。下午太阳快落时再拍，拍到天色全黑。这样做，胡波每天只有3个小时的拍摄时间。预算本就紧张，拍摄天数少，同一个镜头几乎没有重拍、试错的余地。

在片场，制片方不断传递着预算的压力，提醒胡波加快拍摄进度。有次拍到一半，胡波突然问这是第几条，然后让场记改镜号。章宇疑惑地问：是换镜头了还是过了？胡波说，都不是，“她（刘璇）只让我拍五条”。

在调教演员上，胡波展露出惊人的天赋和情商。他能让不同年龄、背景的演员信服，融入他的影片风格。男女主演是传统意义上的“小鲜肉”，胡波知道演多了电视剧的年轻演员缺乏一股狠劲，于是，他不让演员看回放，事后对范超解释：“年轻的、偏偶像的演员，他不会去看戏，而看他那个表情做得好不好。”

正如胡波所说，他要拍的，“不是以往所有类型的中国电影”。《大象》有一种中国电影里稀有的克制和冷处理，有一场戏，是听说儿子跳楼身亡的母亲，从坠亡处仰望高楼。演员一开始演得撕心裂肺，胡波叫停了，说你不要有任何的情绪。演员不理解，胡波解释：“好比是你去买房子，到了小区之后，你看那栋楼，你再说：啊？这么高呢。”

在前期剧本创作上，王小帅和刘璇给予了胡波最大的自由。这让胡波非常高兴，但也埋下了隐患。

△ 拍摄《大象》的场记板

事后，当争吵从技术问题升级到人情脸面时，有一点已经被忽略：《大象》全片充满阴暗、仇恨、暴力、畸形，还有母女仇恨、校园暴力、高中师生恋等等，使它注定只能待在“地下”。加上一镜到底的拍摄方式，更消灭了在技术上通过剪辑规避审查的可能。

比如《大象》开头，父亲怒斥儿子，恨不得他去死——亲人挚爱间互相憎恨，在胡波的作品中屡屡出现。

“当时，我身上的钱已经用完了，不能继续留在北京。我跟母亲说，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我没钱住在这儿，母亲告诉了父亲，父亲让我赶快去死。”（胡波小说《婚礼》）

王小帅唯一一次干涉剧本是结尾。胡波的结尾偏魔幻现实主义，对比之前做实的剧情：几伙人想逃离家乡，去远方看一眼，客车歇脚时，他们远远地听到象鸣的声音。王小帅想改成客车被警察拦下了，男女主们以为警察来找他了，其实是来抓另一个重案犯。

“王小帅想表达的是什么呢？这个人虽然看起来非常的悲剧，但是周围有更大的悲剧其实你不知道。这个就很实嘛，就很第六代，就很土嘛。”范超说。

胡波找好了群众演员，排练了调度和走位。坐在赶往拍摄地的导演车上，他和范超聊起两种结尾，想了一会儿，平静地说：不按他那个拍。范超问：得跟王小帅说一声吧？胡波说：“不用跟他说，就那么着。”

在片场，制片方给出的创作意见，胡波“一条都没有采纳”。他并不顽固、死板，事实上，作为导演，胡波非常懂得最大化现有拍摄条件，拿到想要的艺术效果。他学生时代的作品，几乎所有取景都在学校周边三公里以内，但拍出来，同学都认不出。拍《大象》前，他在井陉呆了几个月熟悉环境。拍摄时钱不够，没有专业制片组，做不到清场、拦街，加上不想要人眼高度的视角，胡波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大量的仰视、跟拍镜头，“平拍的话街上会有很多人盯镜头，会穿帮”。这也造就了他的电影语言。

胡波不能接受的是带有杂念和功利心的创作。章宇曾问胡波为什么不拍网络大电影，胡波的回答一如既往地笃定：“我只要为钱拍过一次东西，以后我的镜头里面就会透出那个痕迹。”

对于胡波来说，纯粹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他只有这一种创作方式和态度。章宇曾对胡波说：你丫就是一个赌徒，大象每一个镜头都是赌出来的。因为在现实的制约下，胡波不得不放手一搏，才有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艺术效果。

《大象》的高潮是一个20分钟的长镜头，胡波拍了两天，都是赶在黄昏时拍。第一天，拍了一会儿就没光了。第二天，时间紧张，剧组马上要转场。拍最后一遍时，所有人都提心吊胆，担心过不了。在镜头后，胡波念着：老天爷，你赐给我一台火车吧。

这时，火车进站，恰到好处。

△胡波在等待着火车 图片 | 潘图

在《大象》里，胡波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天赋与才华，他对生活的注解，他对爱情的犹疑，他的文学追求，他一生的努力和挣扎。我们能看到无数他真实经历的痕迹，比如，当他从那所“J市最差的高中”毕业后，齐鲁私立的高中部就解散了。《大象》里，同样是学校要倒闭了，老师和学生们都不知何去何从。

胡波创造了《大象》，而《大象》也吞噬了胡波。拍完后，胡波对剧组说：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工具。

开机25天后，《大象》顺利杀青，时间、预算均未超期。通常，杀青既是电影拍摄的结束，也是导演和制片方正面冲突的开始。在这之前，为了保证拍摄顺利，制片多少都会让着导演，就像呵护一个即将高考的学生。之后，导演和制片将无所顾忌。一位在场的剧组工作人员说，在接风宴上，刘璇当着全剧组的面，大骂胡波改通告单，而“胡波一直闭着眼，也不说话”。

 潮牌

因为一场一镜的拍摄方式，胡波很快剪出了230分钟的初版，但这种时长在院线极难拿到排片。他也剪了两小时的短版给王小帅看，失去了原有的长镜头美学和“一天”的时间设定。王小帅很满意短版，某电影节也很看好。

但胡波钟爱的仍然是长版，他偷偷把电影拿给廖庆松和贝拉·塔尔看。廖庆松是台湾著名剪辑师，给杨德昌、侯孝贤做过剪辑，贝拉·塔尔更是大师中的大师。两人都喜欢长版，这坚定了胡波本就不甘的心。

在与王小帅的理论中，两人逐渐发生口角，并升级为互相的个人攻击。在一份被证实过的微信截图里，王小帅声称胡波的长版本“很糟很烂”，并建议他去看医生。

在胡波的微信聊天记录里，他与王小帅、刘璇的关系在3、4月还算正常，他和刘璇会聊一些轻松的话题，比如喜欢什么样的猫。5月中旬后，两人有半个月没说话，6月，胡波连发了三段长消息给刘璇道歉，但没有被原谅。

6月，冬春给胡波寄去律师函，要求解除导演合约，剥夺署名。同时，胡波无法进入素材室，失去剪辑权。胡波拖着不签。

7月底，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来华授课，胡波去了。拍摄过《都灵之马》《鲸鱼马戏团》《撒旦探戈》的贝拉·塔尔，被誉为“20世纪欧洲最后一位电影大师”。他也是胡波的偶像，胡波曾对朋友说：“见过贝拉·塔尔，我可以死了。”

回忆初见胡波的情景，贝拉·塔尔说：“胡波的眼神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强烈个性，中国有数百名电影人申请与我合作，但我知道，就是他了。毫无疑问！”

电话里，贝拉·塔尔对我们说，230分钟的《大象》“perfect”（完美），任何想要把它剪到两小时内的行为？他连说了6个“stupid！”（愚蠢） 16岁时，贝拉·塔尔拍过一个吉普赛工人写信给匈共高层想要离开匈牙利，因为“再也不能忍受，没有工作，没有食物，一无所有的生活”。

课程最后一天，胡波终于鼓起勇气和偶像聊天，他边说边哭，说“贝拉·塔尔对于他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比他爸妈都重要”。

与偶像贝拉·塔尔导演相处了八天，这于我如同幽暗森林中的奇遇，那种感受如导言中所说：

“一种深沉的感动攫取了所有人。他们从黑暗中生还。”（《牛蛙》序言）

在FIRST与胡波相识后，导演江博铭觉得自己“不用拍长片了，电影语言能更新点了，我可以踏踏实实挣钱去了”。他说：“文艺片大部分都是屎尿屁，农村熊孩子、方言、老三线，活了三十年还讲文革，就这种傻逼玩意儿有什么好看的。没有人在现代上有任何的突破，还整方言，为了电影节，为了骗奖。”但胡波不是，胡波就拍真实的所见所想。

刚和冬春闹翻时，少年意气的胡波想拿钱把电影赎回来。范超回忆，这时王小帅告诉胡波，买可以，要300万，“光监制费就200万”。胡波惊了，双方不欢而散。

7月，袁仲接到胡波的电话，胡波说：“操，真他妈就让他们憋死了吗？”袁仲劝他：这个事不像你拍毕业作品、给学校送两条烟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去和好。

这年夏天，袁仲载着胡波去山里骑摩托车兜风。回来路上由于骑得太快，胡波掉到山沟里了，人没事。在沟里等待救援时，胡波思考起活着的意义。后来他在短篇小说《大象席地而坐》里写道：“假如没有地沟我就会从一百米高的山峰上滚下去，当时他担忧地跑过来看我。我有点混乱，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是冲下悬崖，还是安然无恙，对这一生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胡波还求助过许多只有一面之缘的制片人、影评人。9月中旬，胡波邀请台湾制片人黄茂昌来家观看《大象》，黄做过《路边野餐》的台湾发行，胡波希望《大象》能在海外售卖版权、回收成本。黄诚恳地告诉他，“放映可能也就是几十万人民币。就算得了金马奖，《八月》也才500万票房”。而且，“新的电影法也不允许（没有龙标去参展）”。

常年与青年导演共事的黄茂昌，能感觉到胡波有着青年导演们普遍的纠结。“一方面希望人家看到他的才华，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鄙视现在（主流）。所以他也一再强调，说他的东西是新的，已经过了模仿的时期。”

2017年下半年，胡波的作品比原来更黑暗、绝望、下沉了。小说《牛蛙》的最后，整座城市都被大粪淹没了。常有读者质疑胡波的作品太过消极，他的回应是：这已经是他美化过的，现实比书和电影还要黑暗，“（不美化）根本看不了”。

范超告诉我，有公司对《大象》感兴趣，但冬春又把价格提高到350万、400万。有一家曾保证把片子捞出来，胡波信了，但他低估了王小帅多年来在电影业的耕耘，其实这家公司和王小帅有更大金额的合作。几番较量后，胡波自知不敌，与王小帅、刘璇的聊天中，他的语气已近哀求，提出冬春可以剪辑参展上映的短版，自己只想保留一个长版给自己。冬春拒绝了。

“（胡波）觉得自己在这个局中是一个小丑，看不见天日。”范超说，“这么几番，就彻底被降服了。”

所有人都劝胡波搁置《大象》，先拍下一部电影。胡波也试做了，他委托FIRST帮他处理与冬春的交涉，并签下新片片约。贝拉·塔尔还与胡波聊过新片筹备，这是许多青年导演梦寐以求的机会。

一年后，重返西宁电影节，贝拉·塔尔写道：

他赠书给我，上面写给我的献词是“教父”

妈的！

我为自己没能保护他而内疚。羞愧。

但是，你该如何保护一个长久地处于暴风眼中的人呢？

他不接受世界，这世界也不接受他。

但酒后，胡波还是忍不住破口大骂，语气里尽是悲愤和绝望，“觉得王小帅要毁掉他”。胡波曾多次对人说：拍电影就是伤害，就是屈辱，就是穷。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唯一确定的是，胡波并非死于贫穷。

在微博上，胡波抱怨蚂蚁花呗都还不起，两本书“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事实上，《大裂》《牛蛙》出版后，有不少电影公司联系华文天下，希望买下胡波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出价远高于版税。胡波没有答应，他说：我写出来就写出来，我已经表达了我要表达的东西了。自杀前，新片6万元的编剧费已经打给他，新书稿费也即将结算。

胡波心底自有一股傲气，但精神上的持续折磨和羞辱，比物质拮据难忍得多。生前最后一段时间，胡波让朋友们推荐潮牌。范超听到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他”，问胡波为什么，胡波说：“我不想穿得那么穷，谁都过来骂我。”范超没搭理他。

10月5号同学聚餐，胡波真的穿了一身潮牌。他戴了顶渔夫帽，脖子上挂着小骷髅，穿着一双板鞋，一条肥牛仔裤，很干净，“没那么潮，但一看就不是他平时穿的”。

聚会上，胡波说自己在淘宝上买了条绳子，挂在走廊，还把淘宝截图发给朋友看。但没人相信，因为他新签了FIRST，状态很好，而且他常把自杀挂在嘴边。

晚上回家，胡波和朋友一涵通宵聊天。醉酒中，胡波说，自己很痛苦，特别恨王小帅和刘璇，想要报复他们。第二天，他又说要往前看。这种情绪在胡波身上一直反复。

两天后，一涵问胡波要不要组织影评人看《大象》，胡波推辞了，说要忙下面的事。这天胡波刚刚写完一个话剧剧本，第二部电影也开始筹备。他很高兴，酒都喝得很克制。

生活给了胡波希望，但又一次次落空，而且落到比他原来待的更臭、更肮脏的粪坑里。他说：“我一想到有什么东西会变好，就会非常伤感。”

△胡波导演思考剧本图片 | 潘图

 黑洞

10月10日，胡波对朋友说要去看海。晚上9点半，他和刘璇约见面聊《大象》，那是他微信上最后一条消息。11号，一涵给胡波发信息，没回，12号又发。一涵和胡波住同一个小区，就隔条马路，晚饭时，他看到胡波家的灯亮着。

一涵越吃越觉得不对，他拉上女友，7点，两人走到胡波家，门锁着，敲门无应。一涵边打电话，边顺手推开了门右边的楼梯间，看到了一堆杂物，以及吊在楼梯扶手上的胡波。他双脚悬在台阶上，离地十几公分，依然穿着一件带拉链的帽衫、蓝色牛仔裤，拖鞋掉到地上。人已经僵硬了。

客厅没有家具，平时胡波席地而坐，一柜子书，墙上和床头挂着塔可夫斯基的肖像。很快，警察、法医来了，胡波的签约公司来了，刘璇也来了，她指着现场的酒瓶对民警说：这小子酗酒啊。

遗物里找不到与冬春的导演合同，胡波想过打官司，但他早把合同扔了。08级北电本科生大海说：这件事根本不在于合同。“咱们又不是好莱坞，这俩人杠上了，就是谁牛逼。杠到最后，胡波就用他的生命再拿回来。”

这个意义上，胡波的确做到了不可能的事。胡波逝世后，冬春承诺把电影版权和收入赠予他的父母，而电影的过审、参展问题，也因为他的死亡，变得顺理成章。

还在上大学时，胡波就跟范超说，可以接制作精良的广告，但不能接电视剧，因为拍剧会形成惯性，丢掉拍电影的心气。胡波刚去世时，有导演找范超拍电视剧，范超说“真的不能拍”。后来他还是接了，一个3亿成本的新剧。2018年元旦下午，北京的一家咖啡厅里，范超愣了一会，自问：“（胡波）会怎么看我？”

“纯粹，可能不是一种品德，而是一种天分。胡波的这种天分强烈到令人生畏，强大到像一个黑洞。我们可能终其一生也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但我们知道，我们和世界的能量曾被他汲取。”10月18日，胡波追悼会上，北电导演系系主任王红卫致辞。

这天，八宝山下着细雨，来人多是胡波的大学同学和老师。

2010年初，导演系入学考试。早上笔试，考生观看王全安的《团圆》，看完不吃中饭，直接去考场，3个小时写一份影评，问题包括“如果你是导演，你会怎么拍”“你觉得这个片子最好、最差的地方是什么”等等。

晚上面试，考生们刚坐好，导师们抛出第一个问题：“如果你发现你女朋友是鸡，你怎么办？”

袁仲当时就懵了，“我操，分手，碰都不会再碰”。接着导师问：上午的《团圆》你们打多少分？袁仲打了95分，说这片子有好有坏云云。有人打了60分。

后来袁仲被录取了，入学后，老师说：那个片子多傻逼啊，谁骂那个片子，谁就能考好。

面试的最后一个问题，导师们让考生在在场所有竞争者里选一个最适合做导演的。

有人指了胡波，说：感觉他像大师。

（一年多来，王小帅、刘璇夫妇谢绝了几乎所有关于胡波的采访。在写作本文过程中，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多次联系二人，迄今亦无回应。其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不便接受采访。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晨、袁仲为化名。）

（故事硬核工作室致力于讲述最好的非虚构故事。本文由腾讯谷雨计划支持，腾讯新闻出品。未经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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