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竞赛是一场美国必须要赢的比赛。我们是有敌人的，要确保5G不被敌人掌握。”美东时间4月12日，特朗普在白宫吹响了以5G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竞赛的号角。

北京方面的回应有力又不失风度，当地时间6月5日，《人民日报》在其官方推特上宣布，中国将于6月6日发放5G商用牌照。

回顾过往，我们会发现近年来美国对中国通信企业的打压和围堵频频发生。

从去年4月中兴再遭封杀、华为被禁入场，到去年年底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羁押、所谓的“五眼联盟”先后对华为的5G设备和技术发出“禁令”，再到今年3月以所谓的“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向德国、加拿大等盟友施压，要求这些国家将华为排除在本国5G网络建设之外。

究其原因，这是“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带来的必然性事件，几乎避无可避。用特朗普政府的话说就是，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箭在弦上，只不过这一次，主角从热兵器变成了高科技产业。

 5G背后的暗涌流动

此前业界的预期是，5G试商用牌照将于9月发放，而正式的商用牌照至少要等到2020年。

此次工信部取消临时牌照环节，跳过5G试商用阶段，直接发放正式牌照，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5G时代，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年。

时间走到2019年，全球进入5G商用部署的关键期。无论是上海、广州、重庆、济南等地陆续开展的5G自动驾驶巴士、5G机场、5G宽带等测试项目，还是MWC2019上密集释放的5G亮点，抑或是前几天BBC使用5G网络直播的早间节目，无不预示着世界通讯发展史正在翻开新的篇章。

可我们所说的“正在”，并不属于一个完成时态。遗憾的是，随着中美贸易冲突日趋激化，关于5G主导权的争夺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含义——大国博弈的工具。

而这一切，其实早有端倪。

从1G到4G，从摩托罗拉制霸全球到诺基亚、爱立信的兴起，美国和欧洲一直是唱对台戏的。在5G时代，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以打击华为作为桥梁。美国政府一句“国家安全”就让华为失去了大部分欧洲市场，欧洲的5G项目几乎尽入爱立信之手。

要知道，欧洲可是华为的传统市场。

于是我们看到华为的运营商业务一落千丈，去年的收入同比减少1.3%，而这个数字前几年还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根据IHSMarkit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华为在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全球份额上被爱立信反超。

 然而损人，就能利己了吗？

根据GSMA的行业分析报告，“全面禁止中国通信设备供应商华为和中兴通讯对欧洲推出5G网络所带来的额外成本，将达到550亿欧元（约620亿美元，4287亿人民币），并将导致该技术的推出延迟18个月左右”，报告还指出，“此种延迟将使欧盟与美国之间的5G普及率差距在2025年前扩大15个百分点。”

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促使包括高通、ARM、谷歌、微软在内的多家科技巨头切断了与华为的联系。然而他们需要付出的代价，除了数额庞大的机会成本，还有难以估量的商誉减持风险。

今天是华为，明天就有可能是任何人，毕竟谁都不想一觉醒来就没法用自己早已付过钱的安卓和Windows。

5G真正迷人的地方，在于人们所描绘的那个“信息随心至，万物触手及”的互联世界，不过美利坚利用政治力量封锁中国公司的行为，似乎一点也不“万物互联”。

 电信运营商的“冰与火之歌”

5G牌照的发放对象，是移动、联通和电信这三大传统的电信运营商和新入局的广电。

4月初，韩国和美国运营商抢跑全球5G商用，国人不免陷入“中国在5G竞争上是不是掉队了”的焦虑之中。

对于身处5G产业链前端主导位置的通信运营商来说，压力不可谓不大。

最初，选择SA（独立组网）标准部署5G网络曾是中国通信业界，特别是通信运营商的普遍共识。在5GSA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中国移动不仅主导了5G第一个版本网络总体架构标准的制定，还连续在去年2月份和6月份联合华为、爱立信、诺基亚和英特尔等全球合作伙伴发起了“5GSA突破行动”和“5GSA启航行动”，来推动SA标准的实现。

然而今年2月份，在巴塞罗那举办的GTI2019国际产业峰会上，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却出人意料地宣布中国移动要在2019年启动NSA（非独立组网）的“规模部署”。

这大概和完全支持mMTC和uRLLC场景的R16标准按计划要到2020年3月才能完成有关。最重要的一点是，NSA架构比SA架构更省钱，NSA组网下，5G基站将利用现有4G核心网，省去了5G核心网络的建设费用。

多快好省，似乎没有什么理由不选NSA。

这里要简单解释一下二者的区别，NSA的优势在于产业进展略快，但它却是不支持uRLLC（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和mMTC（大规模机器类通信）的场景。那这两类场景包括什么呢？我们畅想的工业自动化、远程医疗、无人驾驶、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环境监测尽在其中。

而中国电信也在3月份的财报发布会上宣布将5G策略由原来的“优先选择独立组网SA方案”调整为“同步推进NSA和SA发展”。再加上中国联通受限于资金和技术实力早早选择了初期投入较低的NSA，中国三大运营商一齐转向了NSA，在全球范围的5G竞争上由”SA争先策略”变成了“NSA跟随”。

联想到海外5G产业链在NSA上形成的先发储备，被动可想而知。颇有几分虎头蛇尾的意思，就像《权力的游戏》最终还是没能沿着《冰与火之歌》的步子坐稳“王座”。

再从运营商的角度出发，从NSA过渡并最终演进到SA目标网络，至少要对原有网络进行3次复杂的改造，每一次都面临着新一轮的成本投入和更复杂的网络风险。

根据三大运营商历年的资本开支情况，14、15年是他们近五年来的最大峰值，这也和4G网络升级换代的时间节点相符。显而易见的是，5G牌照发放后，三大运营商又将迎来一波投资高峰。

可在中国移动最新发布的2019年Q1报告中，由于受到收入同比下降和刚性支出持续增加的影响，2019年一季度公司的税前利润同比下降了8.6%。

在运营商固定资本支出的有限范围内，每多投一块钱到NSA，就意味着在SA建设上的投入少了一块钱，我们离以SA驱动垂直行业变革的目标也就更远了一步。

先2C后2B的逻辑，能自圆其说吗

前面已经说过，NSA架构不支持uRLLC和mMTC的场景，那5G三大业务中硕果仅存的eMBB（增强移动带宽）到底能做些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是对现有4G服务速率上的升级，也就是说，它面向的还是现有用户体验的提升。举个例子，下载一部电影5秒钟，这是联通给出的官方说法。

不过，几秒钟Down一部电影，似乎也没那么重要，更不必说这一切的代价是更高的流量消耗、更贵的通信资费，以及一部价格不菲的新手机。

在微博“工信部发放5G商用牌照，你会马上换新手机吗？”的投票下，最高票的回答是“先观望一阵再说”。

而在其下的评论更是直接表明了网友的态度——

抛开社交媒体的态度，我们都知道的是，4G改变了生活，5G就是用来改变社会的。

而大家寄予厚望的创新领域，无论是自动驾驶，还是工业互联网，抑或是智慧城市的建设，都是基于对物联网海量连接的需求，但这恐怕不是仅靠高速率和低时延就能解决的问题。在信通院的报告中，大规模的物联网应用暂无任何计划，即使到2035年，真正的智能制造仍处于仍处于较早的发展阶段。

更何况，这些想象空间欠缺的不只是海量连接这一步。以自动驾驶技术为例，它们受制于日常驾驶场景的复杂多样，譬如现有的技术无法理解基本的道路基础设施特征及驾驶任务，无法做出无保护措施下的左转任务，也无法在匝道上的信号灯前停车。

NSA架构下的5G网络，唯一合理的想象只存在于8k超高清视频的传输，这大概是广电能从三大运营商手中分一杯羹的秘诀所在。

自1990年施乐公司提出“NetworkedCokeMachine”的概念，已经过去快30年的时间了，迄今仍未出现杀手级的应用和大范围爆发的应用场景。

技术突破本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知古鉴今，3G技术兴起之初为移动行业绘制的用高速数据和视频改变世界的理想画面犹在眼前，然而现实却是，3G设备未能激发消费者的兴趣，3G技术最终也未能交付所谓的“杀手级应用”。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运营商减值、延期，3G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均未成功的平台。

目前看来，万物互联的市场刚需是存在的，只不过NSA架构下的5G不一定能消化。当然有一点还是可以消化的，那就是华为在欧洲市场没能卖出去的NSA产品，毕竟对于一家企业来讲，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还是尽快变现得好。

出口转内销，山人自有妙计。

其实，走得慢一些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我们4G商用的时间比美韩晚了两年多，但我们不依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4G网络，并成就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黄金十年吗？

大概不管是对工信部，还是三大运营商而言，5G都是“你有我也要有”的玩意儿吧。至于有没有用这个问题，可以容后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