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斯福时代，能在炉边讲话中展示磁性嗓音，公众就会忘记你坐着轮椅；
肯尼迪时代，一场电视辩论可以让阳光小伙打败经验丰富的政坛老将。
在今天看脸的年代，成功者也进化了，你只要有勇气在大庭广众之下发出“一亿奖金”的豪言，或者反讽一下全球最牛科技公司是“巨型乡镇企业”，都会距离成功更近一点。
在中国原有的社会环境中，推崇的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生哲学，孔老夫子教导我们：巧言令色鲜矣仁！口蜜腹剑是小人的佞术，会喷原是受到鄙视的。在古希腊和罗马，口才则是成功的捷径，城市广场、公民大会造就了特有的开放舆论氛围，经验丰富、富于气场的演说家会有可观的影响力，成功者如德摩斯梯尼、西塞罗、昆体良，无不轰动一时。
以口才开宗立派，昆体良和德摩斯梯尼算是两个样板，昆体良认为道德的生活远比华丽的词藻重要，德摩斯梯尼则是草根励志的典型，他没有昆体良的家学渊源，甚至没有天赋，全凭意志+磨炼，他把小石子含在嘴里朗读，迎着大风和波涛演讲（周星驰在《九品芝麻官》里用过这招），一边在山坡攀爬，一边不停地吟诗，当然德摩斯梯尼也说：“辞令的灵魂是行动，行动，再行动！“这就不容易实践了，对大部分人来说，会喷总比去做容易些。
喷也分两类，一种是善于抚摸听众心灵最柔软、最私密那处地方的鸡汤；另一种则是肆无忌惮、无所顾忌的自我表达，人们会从那种自己豁不出去的狂放中汲取营养。李彦宏说过：“在互联网行业这个变化太多的环境里，从业者内心都不踏实。”现实教会了很多创业者，在大众面前秀口才要比深耕商业模式有效和快速得多，这是扭曲和有用的真理。
直接的结果是，新生代的霸道总裁们要比老一辈的过来人更会矫情。
在前不久的互联网大会上曾经听到这么一句话：“大概1亿用户的APP里面只有我们不赚钱了！”说这话的是一款商业价值正被微信掏空，海量用户无法变现的前热门APP的CEO，这种老派的自嘲式矫情虽然大多数人听得出弦外之音，但对现在的听众实在太落伍了，同样内涵的话，马佳佳是这么说的：“总之要么零分要么100分，考了六七十的就是人生污点。”余佳文给超级课程表的定义是：“不以泡妞为主要目的的软件都是耍流氓。”再来看彪悍的老罗：“每一个伟大企业的身后，都有一群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整夜整夜不睡觉，憋着劲儿准备干死它，苹果好可怜！”
在产品受挫之后，老罗的情怀又升级了，他从之前的“我不是为了输赢，我就是认真”演进到“我的心在疼痛，像童年的委屈”的新境界，他不断提升的演讲能力再次填满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虚空，老罗和他的锤子至少在精神上完成了软着陆。
矫情的另一招是让别人背锅，比如余佳文拉上聚美的陈欧：“陈欧是被骂产品，至少我不是被骂产品，而是被骂这个人，骂就骂嘛。”当然，人们一般不会去骂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产品。
马云的矫情是另一种风格，阿里路演时，他对近千名华尔街投资者开了这样的玩笑：“15年前我前往硅谷为阿里巴巴寻找200万美元融资，但令人遗憾的是30家VC无一例外都拒绝了我，这次来纽约就是想多要点钱回去。”这话已经有点不那么鸡汤了。
如今科技圈对创业者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如果豁不出去、嗨不起来、玩不尽兴，秀不到位，做不到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你就不是合格的创业者。
《Lie to Me》说普通人每10分钟的谈话中会有3次谎话，科技圈的比例可能更高，类型大多以吹牛为主，但也有少数恶意的谎言。老一辈的CEO们大都谨言慎行，生怕片言只语被媒体误读，新生代刚好相反，他们乐于奉献可供剪裁和拼装的猛料。
吹牛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人人会用，各有巧妙不同而已，创业者常用的经典组合有几种：
我要打败XXX！
我有XXXX用户！
我的团队有MBA、海归—–！
我正在做的事还没人做到！
我的创新理念别人没有！
但把吹牛变成一种语言暴力，是由罗永浩发展到极致的，他的一些名言最能体现喷的本意，表面口无遮拦，其实别具深意，精心斟酌的措辞由于包含了太多的情绪，所蕴含的张力已经超出了语言本身。
“如果说我们的手机操作系统秒杀Flyme和MIUI，那发布会跟魅族和小米的发布会比，简直是毫秒杀。”“呵呵，傻逼果粉从来学不会就事论事，烂人死了就不是烂人吗？就不能说吗？”
“小米最他妈没劲的是魅族mx那么烂的设计都要抄。”
“小米科技的雷军和魅族董事长黄章从来都是‘土包子’。”
老师升级为老板的罗永浩可说开足了马力，但如果这些话不是出自一个事不关己的演讲者，而是一个身在其中的利益攸关方，这些话的立场和动机就不那么有情怀了，更谈不上什么雅量，甚至都不能说是呛人，充其量就是简单而粗暴的吵架和骂街，目的只是以挑衅的姿态掀起一场口水风暴。卡内基的名言“赢得辩论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辩论”不时髦了，一个合格的创业者不仅要喷，而且必须会喷，最好还能吸引别人与他对喷，喷已经不是过程，而是结果。
在逞口舌之利的年代，任何规则都是用来破坏的，逻辑可以混乱不清，可以随意使用绝对化的措词，可以出口成脏、人身攻击，可以随时下诛心之论，可以无节制的使用比喻和反讽。
如华为的余承东说：“过去做手机我们向苹果、三星学习，现在该他们向华为学习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绝对化论断，华为的手机不错，但苹果和三星向你学什么？马云则有两张面孔，对竞品他说“淘宝要创造更多的京东”，直接把IPO级别的对手拉低到淘宝店的水平，对消费者他谆谆告诫“淘宝不是假货多，而是你太贪了”，两张面孔都恰到好处。
很多人仰慕乔布斯的口才和发布会现场的即视感，所以刻意的模仿者不少，但在台上吸引眼球，在媒体上操纵爆点，不等于消费者真正买账，老罗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里颇具心机的承认刻薄批评某些品牌，伤害了部分媒体从业者的青春记忆，这种反省是对过往情绪化表达的一种反向公关，说明老罗很清楚自己和锤子的问题何在。但一向把讲台当战场的他只会用自己最拿手的方式反击。
其实，愤怒的老罗喷什么？余佳文们吹什么？马佳佳们炒什么？宗宁和雕爷又撕的是什么？除了铁粉、媒体和圈内人，普通网民最多看个热闹，不会也不可能成为消费者的决策参考。那些以为自己能喷且会喷，或者以为产品有某个爆点，就能打倒别人，再踏上一万只脚的，你真是想多了。
怎么喷才是最高境界？倒有一个真实案例可供科技创业圈参考。
194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因为恋栈太久在公众中有点审美疲劳，何况一直隐藏于罗斯福巨大阴影中的杜鲁门也不太讨喜，共和党的侯选人杜威则是媒体和知识界的宠儿，盖洛普民调领先，埃尔摩·罗珀民调占优，在美国大城市的交际圈里，杜威似乎胜券在握了。《纽约邮报》嘲讽“杜鲁门应该省下竞选资金”，《华盛顿邮报》奚落“杜鲁门应该节省竞选的服装和泪水”。但不想认输的杜鲁门发起了美国历时最长、地域最广、最接地气的“大选远征”，他乘坐火车往返于整个东海岸和西海岸，整个行程长达31000英里！他在铁路沿线的每一个小站停留！拜访哪怕只有几百名选民的小镇，他甚至在西部牛仔面前驯服了一匹惊马。杜鲁门平易而粗俗的风格让农村和小城镇的居民们大开眼界，赞赏不已。
在那个时代，剧烈升腾的乡野舆情无由上达天听。大选前夜，杜威自负地对妻子说：“明天你会和美国总统同床共枕。”但其实胜负早有分晓，大选开票后两个小时，杜威就败局已定，这个盖洛普民调史上的最大乌龙，其实无论对选举还是创业都有重要意义—决定历史的不是精英或跟风的媒体，而是芸芸众生。
也许五六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雕爷、余佳文和罗永浩们，消费者们会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