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洛奇率主创出席《吉米的舞厅》戛纳发布会
《吉米的舞厅》预告片 入围第67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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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娱乐专稿（文/张海律 责编/端梧）
《吉米的舞厅》结尾，小镇上的年轻人骑着单车，追赶着驱逐吉米的吉普警车，制造出一场颇有情绪燃烧点的送别好戏。而这也是我们在肯.洛奇一贯的左派电影中常见的“燃点”，《寻找坎通纳》、《风吹麦浪》、《天使的一份》、《自由世界》、《爱之吻》……或许框于影片所表现1930年左派政治的式微事实，这样的燃点已经远不如以往提神，而在之前的《舞厅》时间中，能起到提神作用的，也只是挽救乏味故事的爱尔兰踢踏舞。
肯洛奇凭借《天使的一份》《致命档案》《石雨》三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关于肯.洛奇，12次金棕榈提名的马克思主义导演
爱尔兰和共和军，一直是电影创作的题材富矿，也是78岁的英国老左肯.洛奇念念不忘的故事会。从英国底层劳工到后911移民社区，再从西班牙内战到苏格兰酗酒问题，以平民视野和左派态度，在现实和历史中绕了一辈子后，镜头又一次转到海峡西边的爱尔兰去了。
肯.洛奇导演风格及其左派思想的起点，是1964年10月在BBC首播的“星期三剧场”。战后发展中滋生出的社会问题，以及基于电视台体制的“故事纪录片”，伴随着“自由电影运动”的余波，将“摄影机从日常生活中解放了出来”，建立起模糊了电影电视生产界限、又广受观众欢迎的新型电视美学。时年加入BBC的肯.洛奇虽已执导过关于北方工人阶级主题的《Z汽车》，但真正建立起其声誉的，还属《星期三剧场》中的三集。其中1966年抨击国家福利体系的《凯西回家》，其动机和拍摄方式，在一年后影响/成为了其第一部剧情长片《可怜的母牛》，更在1969年让他创作了风格成熟化的好评之作《男孩与鹰》。
与其长期合作的电视制作人托尼.加内特回忆：“我想在某种意义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当时是试着从唯物主义的视点出发，去创造某些东西。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整个电视剧创作的传统，事实上都是基于唯心主义哲学。它早已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或至少存在于电视摄影棚之中。一旦有人指出他们所做的一切远非真实的世界或人们真正的生活，他们就会说：我们是在搞艺术。我们肯定不是在搞艺术，不是吗？我们只是努力地试图弄清楚这个世界。”
从1970年代开始，肯.洛奇就开始在电视台体制内，实践起唯物主义电影观，在表现1920年代政治与工业裹挟纠结的《希望之日》中，完全可以看到受1971年“劳资关系法案”影响的工人阶层处境。“我们希望那些在今天仍感觉自己处于危险中的人，那些正被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抑制工资增长所折磨的人去看看电影。他们会发现所有他们遭遇的这些，在过去都曾经发生过。我们希望他们能从1926年工人阶级错失的机遇和遭受的失败之中吸取教训”，肯.洛奇说到。
19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时期，肯.洛奇在电影制作领域并没多少建树，等到1990年代才惊人喷发的原因，在他看来有两点，“1990年代撒切尔主义思想的影响减弱了，而且我也不认为我在1980年代初有什么好想法。”不过，至少1981年曾入围戛纳的《外貌与微笑》，以及1986年那部《再见祖国》中预示着的某种文化环境改变，为肯.洛奇接下来势如破竹的成功奠定好了基础。
柏林墙的倒塌和撒切尔政治的终结，似乎也成了肯.洛奇恣意表达的暗示性前奏。1990年，反映北爱尔兰秘密警察制造美国律师车祸身亡的影片《秘密档案》，让他在戛纳电影节荣获评审团奖；仅仅三年后，讲述工薪阶层中年男子生活窘迫，被迫借高利贷养活妻女最后无力还债故事的《石雨》，卷土重来，再次拿到评审团奖。其实，拍摄这些电影面对的坏境不比1960年代中期以来任何一个时候更轻松，而对电影和电视制作创意的要求越来越高，但肯.洛奇的纪录—剧情的实践哲学显然完全适用于这个新时期。威尼斯电影节也早早在1994年，就给他送上一座终身成就金狮奖。
可持续钟情于肯.洛奇的，依旧是戛纳。1995年《土地与自由》、1998年《我的名字是乔》都入围主竞赛单元，其中彼得.穆兰在《我的名字是乔》中扮演的失业酗酒中年男人，还让他成为了戛纳影帝。
进入21世纪后，《面包与玫瑰》、《甜蜜十六岁》、《风吹麦浪》、《寻找坎通纳》、《最危险的路》、《天使的一份》又接踵来戛纳竞争金棕榈，并终于在2006年，以讲述爱尔兰独立和共和军兴起的《风吹麦浪》赢来最佳影片。如今，再次回到爱尔兰题材的这部《吉米的舞厅》，竟已是肯.洛奇与戛纳电影节第12次的约会了！
2006年《风吹麦浪》夺戛纳金棕榈奖
德·瓦莱拉背叛工人阶级，传教士将爱尔兰变成死水一滩
肯.洛奇已经讲述过共和军的兴起（《风吹麦浪》）和他们在上世纪末制造的社会恐慌（《秘密档案》），而在此次置于1932年的《吉米的舞厅》中，共和军元素则非常淡化，这也与其组织在内战后，渐渐疏远左派有关，因此此次的主角，成了式微的社会主义者。
电影里容纳着那个年代的很多内容，左派被压制，娱乐被控制，也试图揭示宗教是如何伴随经济和政治力量，去影响乡野社区的。“这不仅仅是片中主角吉米·格拉尔顿的命运，直至今天时代中，依然能找到很多相似的例子，教堂和国家拧在一起，成为压制社群的机构。电影并没有明确描述爱尔兰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德·瓦莱拉，他就是那种曾经体现得很进步，后来在现实政治利益前，又只好选择倒退并背叛工人阶级的人”，肯.洛奇表述道。
《舞厅》的故事，发生在《风吹麦浪》的10年后，也是主角吉米离开爱尔兰的十年。经历了独立战争和内战后，《舞厅》里所表现的爱尔兰社会，正渐渐应验着《风吹麦浪》里的一句台词，一位英裔爱尔兰人地主说：“这个国家将变成传教士为患的一滩死水。”对比当下，肯.洛奇认为，“因丑闻和缺钱，教会力量当然虚弱了，但它还是有着能够决定普通人命运的力量。”
导演在调研时发现，吉米生平中留下的材料并不多，很难从中了解他的个性，“但这也给了我们想象空间和重建角色的自由。我们想带给观众一个富余人格魅力的角色，而不只是激情的社会活动家，实现这种平衡并不容易。因为接下来的细节问题就来了，比如，他该和什么人、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也不想让作为对立面的神父具有夸张讽刺的脸谱，他只是迂腐但也敬畏对手。所以全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基于史料，去让这些角色圆润起来。”
舞厅，是吉米回乡故事的核心场所，是一个自由精神可供落实的场地，一个理想和意见可供发表和讨论的空间，诗歌、音乐、体育以及最重要的周末舞会，都以生龙活虎的热情唤醒沉睡的乡间。“建造一个真实舞厅非常简单，而它周围的场景也万分重要，草场、沼泽、迷雾等等，自然环境决定着爱尔兰人生活方式。如果选择摄影棚，我们就不必拘泥于实际空间尺寸，墙体可以移动，你可以获得实际生活中得不到的画面。”肯.洛奇找遍了整个爱尔兰西部，还是发现故事原型地的利特里姆郡最为合适，“不仅因为它切实存在着，也因为它实在空寂，看上去并没太被现代化工业所改变，其实这里的荒芜恰恰是因为缺少工作机会，导致人们离开才造成的。”
吉米的舞厅唤醒了沉睡的乡村
评论：被歌舞淹没的无声左派
本名詹姆斯·格拉尔顿（James Gralton）的吉米，是惟一一位未经审判就被驱逐出爱尔兰的“非法居留外国人”，而他自己，却是一个地道生长于爱尔兰北部利特里姆郡的土著。作为一个天生富有领导魅力的人，他经历了1920年代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宏大独立运动，却并没等到真正参与到哪一党派，就已远走美国。
对绝大多数并非国际共运史研究者的观众而言，吉米是个需要在维基百科里搜索才能略知一二的“亚名人”。肯.洛奇选择其人生中最为精彩的短短归乡一年，进行再现。土地与劳工、共产党与保守派，看上去确是一个可以激发肯.洛奇电影最荡气回肠“燃点”的故事。而故事的舞台，也被较为集中而聪明的设置到一间一度荒废的舞厅中。
1932年3月，爱尔兰内战结束10年后，在纽约也呆了10年的吉米还乡了。虽然曾经的女友Oonagh Dempsey早已嫁人，但老爸老妈和一切老友都还好好的在着，并且期待着他——这个天生的活动家——给愈发沉闷的乡村带去活力。即便吉米强调着自己是想回来踏实生活，但包括紧张的Sheridan神父和活跃的年轻后辈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小心他静得下来。荒废的Pearse-Connolly舞厅，立即唤起了吉米的美好记忆，也证明着他从未冷却的社会热情。经过一番清扫打理后，这座舞厅在一个周六晚满血复活。从美国带回的留声机播放着拉格泰姆爵士，从黑人那儿习来的Shim Sham和林迪摇摆舞让爱尔兰乡村年轻人兴奋尖叫。第二天，敷衍做完周日弥撒的教区民众立即投入舞厅，见此情形，慌乱的神父开始警惕这些青年文化为共产主义思潮的萌芽。
舞厅里的共产主义思想在滋长，引发教会与军警的压迫
真实历史中，1932年6月，因为爱尔兰共和党（Fianna Fail)扣押下给英国的土地年金，而引发关税贸易战，严重影响畜牧出口大户的生意。同时，共和军对共和党的选举支持，也导致了军队同志协会（ACA，即蓝衫党）的形成。在国家警署的退休法西斯头子Eoin O’duffy领导下，蓝衫党获得了众多利益受损农场主的支持。与此同时，曾经自由多元的报业开始加强了审查，同样激进的共和军也渐渐与左派政治拉开了距离。
10月份，英国共产主义者Tom Mann，因支持和发动失业者游行示威，被北爱贝尔法斯特当局逐出岛屿，爱尔兰不少教区的神父也开始在布道中，宣称所有共产主义者都该被驱逐出境。
电影中，吉米和他的小伙伴们跳着摇摆舞，谈论着叶芝诗歌，训练着拳击，活络了青年文化，却也不可避免的开始探讨乡村和工人阶级的出路，确凿酝酿着共产主义理想。Tom Mann被逐出贝尔法斯特的个案，也加剧了利特里姆郡的教会和地方警察对青年聚集讨论现象的零容忍。共和军也开始利用吉米的演讲才能和团结能力，让他帮忙替一户被畜牧业地主逐出屋舍穷人家庭出头，这显然有助于共和军巩固乡村革命据点，而备受教会和军警压迫的吉米，也确实这么做了，发表了挂怒财富和阶层对立的演说。
毕竟是乡间的爱尔兰舞厅，热烈的圆圈舞和踢踏舞，也就伴随着欢快的凯尔特民谣《Bridie Morley》一次次欢快跃起，也像是对抗迂腐教父的有力武器。
舞厅被烧毁，吉米被驱逐，乡村的伙伴们要自己寻找自由的出口
好景不长，圣诞前夜，舞厅被保守主义者烧毁。1933年8月10日，在藏匿了六个月后，吉米被捕，2天后，遭到当局未审驱逐，去往纽约的单程船票，是用其被抓获时身上所有的现金买的。
肯.洛奇电影中必不可少的对立双方，在《吉米的舞厅》里也显而易见存在并冲突着。可无论怎么戏剧化书写，居民与教会的矛盾，始终不可能如他以往作品里那么剧烈，不至于形成西班牙内战中弗朗哥法西斯军队和国际纵队（《土地与自由》、社区居民与敲诈他们的黑社会（《寻找坎通纳》）那般的冲突。因此，很多时候，在剧情积蓄不起爆发能量情况下，就只得用一场场精彩的爱尔兰歌舞替代，以及做出稍显无谓的情绪发泄。
电影和真实历史中，吉米·格拉尔顿的还乡，发生在肇始于1929年的那场全球经济大萧条后，爱尔兰也连带着遭受致命一击。而今作为欧猪五国之一的爱尔兰（PIIGS, 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可谓与吉米的爱尔兰，有着相似的群体困境和挣扎。年轻人看不到未来，居民没有安全感，左派依然寻找不到自己的政治舞台，只得继续甘做右翼政党竞争中的无聊摆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