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盛昊阳

11月26日，七十七岁的意大利电影大师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在罗马去世。作为战后意大利最伟大的导演之一，这位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昔日门徒虽然不至于像导师一样，因为性向、离奇玄妙的死法和「臭名昭著」的暴力和情欲镜头而极难获得公允的评价。

但是，由女演员玛丽亚·施耐德的指控招致的非议和负面评价影响之深远，已经反映在他过世后刊载的讣闻中。

在中文媒体的报道里，贝托鲁奇的名字和《末代皇帝》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与中国，与《末代皇帝》的渊源是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在西方媒体的报道里，比起获得奥斯卡九项大奖的《末代皇帝》，他们更愿意提起那部四十六年前在巴黎首映的电影。

《巴黎最后的探戈》（1972）

1941年3月16日，贝托鲁奇出生于意大利帕尔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意大利著名诗人和影评人，与帕索里尼私交甚笃。受父亲和座上宾客的影响，他的首部诗集就获得维亚雷焦文学奖。

二十岁时，他成为帕索里尼的导演助理，协助他拍摄了处女作《乞丐》。翌年，又以自己执导的首部电影作品《死神》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

《死神》（1962）

得益于1960年代开始蓬勃兴盛的欧洲电影节，贝托鲁奇很快有了一定的名气。他在伦敦电影节上结识了戈达尔，即使在晚年拍摄的《戏梦巴黎》中，他也兴致勃勃地表达对戈达尔和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崇拜和欣赏。

《戏梦巴黎》（2003）

但贝托鲁奇绝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追随者，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戈达尔是他真正的导师，而帕索里尼是他的两位父亲之一，他正在伺机告别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对自己的影响。

只把贝托鲁奇的情结解释为「弑父」又太过简单，实际上，他和亲生父亲的关系也充满谜团。他的电影呈现出诗化的特征，情感丰沛，光影如梦似幻，隐喻无处不在，充满大量反写实的回忆，这样热爱诗歌的他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而是毅然选择了电影。

他毫不讳言拍电影是他杀死父亲的一种方式，很享受这种罪恶感带来的乐趣，他的父亲也开玩笑说：「你很聪明，杀了我那么多次却不用坐牢」。在父亲看完那部让戈达尔不满的《同流者》之后，却表达了欣赏之意。

《同流者》（1970）

「他喜欢我所有的电影，好像那是他自己拍的一样。他爱着自己的傀儡，那就是我，因为我把他的电影拍得很不错。」贝托鲁奇口中的父亲几乎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尽管是他对电影的爱好将两个儿子带上电影之路。

《同流者》改编自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同名小说，贝托鲁奇改变了故事的结局部分，最后一个镜头是马塞洛扭头望向房间里小男孩的裸体，暗指两人可能刚刚发生了性行为。压抑的同性欲望和法西斯主义者看似毫无联系，在贝托鲁奇的镜头下可以互为表里。

《同流者》（1970）

性爱场面只是他用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段，多年之后，他对《巴黎最后的探戈》中的「强暴戏」也并无悔意，认为马龙·白兰度的表演是电影中最伟大的部分。

《巴黎最后的探戈》（1972）

囿于现实而眺望着乌有之乡的井然秩序，生于「革命之后」却缅怀「革命之前」的安宁和稳定，渴望对抗，但自知离不开父亲的影响，转而寻求一个理想化的父亲形象，从而实现了制度到反叛再到制度的循环，再加上情欲和政治间的冲突。

当贝托鲁奇第一次来到中国时，面对几乎没有西方电影人来过的东方神秘国度，虽然他感叹东西方的文化截然不同，还是相当顺利地将溥仪的故事纳入了他的历史框架和文化体系之中。

《末代皇帝》让贝托鲁奇成为在中国观众心目中知名度最高的外国导演之一，它也是欧洲独立电影的巅峰之作，在1988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在内的九项大奖。

《末代皇帝》（1987）

在国内观众看来，《末代皇帝》几近完美无瑕，一个东方故事被置于西方文化的语境中，俄狄浦斯情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甚至马克思主义都源于西方文明，而关于「寻父」「禁闭」「历史变革」的主题也是贝托鲁奇最为关注的部分，但浸淫于东方文化的国人照样能够同情片中人物的命运、并为这部悲剧史诗落下眼泪。

「我并不谅解他，可他们也是命运之神的玩物。所以，任何人都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贝托鲁奇自认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只是一个用画面讲故事的人。存在于历史中的个体可能会被毁灭，被抹杀、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所幸，仍有伟大的艺术作品能赋予那些个体独一无二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