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集团是美国政治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现象。游说人员可以代表利益集团影响立法、行业法规、政府决策等等。中兴、华为事件之后，三星开始大幅增加在美国的游说支出，2014-2016年，三星游说支出约150万美元/年，但2017、2018、2019三年，三星游说费用分别达到350万美元、391万美元、347万美元，此外还有大量赞助费用。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开始迅速提升对美国的赞助、游说费用。2016年，韩国政府对美国投入633万美元，但2017年就飙升至5198万美元。2016-2019年，韩国政府、企业合计对美国投入16552万美元，是对美游说支出最高的国家。

对三星而言，打击华为可以带来全方位收益。

首先，三星手机业务最大的竞争者就是华为。根据IDC数据，2017-2018年，三星全球手机出货量从3.177亿台降至2.923亿台，减少了8%，约2500万台；而华为同期增长了33.6%，约5000万台。

2019年前三季度，华为依然保持高速增长。但在Q4，由于美国制裁影响海外业务，华为手机全球销量首次出现下滑，从6050万台降至5620万台，跌幅7.1%。2019年全年，华为全球手机销量依然从2.06亿台增至2.4亿台，但增速降至16.8%。而三星却明显止跌，从2018年的2.92亿台增至2.96亿台。

由于全球正逐步进入5G的换机周期，如果美国对华为持续打压，那么三星手机业务的收益还将持续扩大。

其次，三星的4G/5G设备业务也将迅速上位。根据IHS数据，2018年，三星在全球通信设备市场排名第五，占比约5%。但进入5G阶段，三星开始迅速爆发。2019年初，受益于美国、韩国的5G部署，三星5G业务占比一度超过华为。2019年，三星网络业务收入超过52亿美元，同比去年的33亿美元增长了57.6%。

而根据三星网络业务负责人金永基此前发言，三星在2020年目标是在全球5G市场占比超过20%。考虑到中国已经开始规模部署5G，三星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美国、日本、欧洲市场全面排挤华为。如果美国扩大对华为5G的多边打击，三星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此外，三星的晶圆代工也将成为受益者。根据美国商务部5月15日对出口管理条例的修改政策，对华为海思的封锁将严重影响中芯国际的业务开展。海思是中芯国际最大的客户，每年贡献收入约6亿美元，占中芯国际收入比接近20%。一旦海思业务受影响，三星代工在追赶台积电的路上又少了一个竞争者。

针锋相对的游说

面对手机、5G、代工业务的诱惑，三星走到了华为的对立面，开始突击游说美国政府制裁华为。

2017年之前，三星在美国游说政策相对分散，在电子回收法案、数字法案、能源拨款法案、专利、朝鲜法案等诸多领域均有涉足，且投入较低。但在2018年，三星重点游说了《2019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禁止美国所有政府机构购买或租赁中兴、华为的通讯设备产品和服务。

同时，三星的游说对象开始向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身上集中，并与美国白宫、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进行更多接触。2019年，三星又参与了《2020国防授权法案》《2019美国5G领导法案》《2020年5G安全及超越法案》《安全可信通信网络法案》等政策的游说。

上述法案中，《2020国防授权法案》对从实体清单中移除华为设置了十分严苛的障碍；诸多与5G、通信相关的法案均在限制华为、中兴进入美国市场，并禁止美国电信运营商通过普遍服务基金（USF）采购华为和中兴的设备，甚至要求清退华为、中兴的在网设备。

需要指出，2019年，华为在美国支出299万美元，就《2020国防授权法案》《2019美国5G领导法案》《捍卫美国政府通信法》进行游说。显然，三星与华为针锋相对。

与三星相比，支持打击华为的美国企业相对较少。美国政府把打击华为作为中美贸易战的政治筹码，但这并不符合美国产业界的利益。美国半导体协会多次公开对此表示担忧。2020年3月，美国半导体协会委托波士顿咨询评估这一政策对美国半导体产业造成的影响，认为打击华为的政策会导致美国半导体产业陷入全球份额下滑、收入下降、研发投入持续减少等恶性循环，并失去全球领导地位。

以高通、苹果为例，苹果、高通每年游说支出约700-800万美元，但苹果主要对技术人才移民、专利、隐私、版权等相关法案进行游说，高通则重点在游说与频谱资源、专利、智慧城市相关领域的法案。

上世纪末，美国借“IBM间谍案”、“东芝事件”对日本发起301调查、出口管制，在美国制裁日本的过程中，三星成功上位取代日本将全球存储市场收入囊中。如今，国内企业、政府的焦点仍集中于美国愈发严厉的科技封锁，三星的渔翁得利反而被所有人忽略，成为贸易战中的灯下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