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于1990年代初期，香港已经开始提供互联网服务，为亚洲最早提供的地区之一。在十年前，香港互联网使用者数量达330万人（迄今为止香港总人口为700多万），互联网渗透率为51.0%，仅次于韩国、瑞典和美国。而香港互联网使用者使用时间为平均每月22小时，为世界之最。宽带网络已覆盖香港所有商业楼宇和95%以上的住宅，并且于社区中心、图书馆甚至多个公众地方均提供免费上网服务。
即使如此，香港从未产生过真正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创业者和公司，一向以开放、自由、先进等印象的香港怎么了？为什么互联网创业者这么少？我们从社会、政府、文化等多个元素深度剖析。
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
夹心层的尴尬：由于港英时代的影响，香港社会与欧美文化紧密相关，欧美文化很容易进入到香港，包括互联网文化。钱方联合创始人、香港人李英豪在谈论到香港网民的使用习惯时说：“新闻看雅虎，搜索用雅虎、谷歌，财经看阿斯达克，视频看YouTube，社交用Facebook，邮件用Gmail，点评用开饭，讨论去Discuss、Uwant，用Whatsapp代替短信。”
香港主流的互联网产品基本上以美国互联网产品为主。发展到现在，由于与国内贸易、交流增多等因素，微信在香港的普及率在增加，淘宝等产品也慢慢有了一些用户，但数量很少。香港的互联网用户，在中欧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会成为各路产品的汇集地。但是对于香港互联网创业者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由于东方的文化背景，对于欧美用户的使用习惯和爱好了解不够透彻。同时由于西方文化的熏陶和香港的特殊环境，对于国内互联网用户的使用习惯均了解不够到位。比如香港由于交通和服务业发达，基本上不需要电商，就根本没法了解阿里巴巴在国内的突飞猛进。这导致香港创业者成了尴尬的夹心层。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互联网产品很难冒头。
互联网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说某一阶段社会中的适龄劳动人口多，老人和儿童少，会出现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互联网也有类似时期，适龄网民非常多，上网人数在短短几年内急剧增加，一大批公司享受了互联网的“人口红利”，得以飞速发展。 香港目前整体人口700多万，老年化趋势越来越严重。这样狭窄的市场根本不具备孕育伟大创业者和伟大公司的基础。
主流价值观： 作为带有东方文化色彩的城市，家长的意志和想法会较多的影响到子女的职业规划和选择。香港的四大经济支柱：贸易及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业与旅游业，另外再加上房地产。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推崇的都是这些行业的佼佼者。所以父母更希望子女做医生、当律师、进银行，在大企业履职，保障生活的稳定性。
虽然香港是开放的市场经济，但包括李嘉诚在内的多个大财团已经占据了香港的衣食住行港口贸易等重要领域和行业，他们贡献了香港GDP的50%以上，作为既得利益的阶层，香港大财团从地产、贸易、港口等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同时将继续保持着相关的利益，他们没有驱动力去扶持和投入科技领域中的创业。
尤其是在2000年左右的网络泡沫爆炸后，投资人更加谨慎和小心，更愿意把钱投入到收益更有保障的传统行业中。求职者即使是做IT行业有关的工作，更多的是选择大企业技术支持或者部门工作，而不会选择单独创业。香港的互联网创业环境，不是人才的问题，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经济结构问题。大财阀垄断了香港经济，精英被大企业招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创业风险和成本高居不下，很少有人敢轻易尝试。这阻碍了创业者形成规模化的投入，仅仅是零星的游兵散勇。
迟缓官僚的官方管理
香港政府历来以廉洁、高效、开放而著称，但是在对科技行业的支持方面却乏善可陈。香港政府成立了一家香港科技园公司，为科技行业的创业者提供相关支持：包括科研设施、基础建设、服务计划、创新发展等，针对企业具体的服务包括办公场所、市场推广、启动资金等等。
政府的资助包括小额资金（10万港币到30万港币不等）和办公资源（免费办公场所），还有低息商业贷款、孵化器项目、创业比赛等。在香港本土，有一些官方或者民间的孵化器，有些影响力的如cocoon、startuphk， 不定期有活动和交流，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的项目成果。
但是这些投入和香港整体经济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以2012年为例，香港在科技研发方面开支为150亿港元（当中50%来自公立机构），仅仅占香港GDP的0.72%，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加坡、韩国的科研开支占GDP的2-3%。
香港经济过于依赖传统经济，缺乏新增长点，新兴产业一直无法成长。长时间以来，香港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香港的四大经济支柱上面：贸易及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业与旅游业，另外再加上房地产。这些行业总共占据了香港GDP的60%，只要保障这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香港经济发展就会有保证。对于政府来说，发展新兴产业的重要性和优先级就变得很低。自然与此相关政策配合与资源投入就会相对有限，特别是创新与科技等新兴产业，这极大阻碍了香港科技行业的创造性和创业热潮的兴起。
政治上的博弈让本来就不够到位的政策雪上加霜。继2012年的成立科技部门的方案被否决后，2014年，香港政府准备再次筹建“创新及科技局（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Bureau）”，但在2015年2月的立法会财委会上再次惨遭否决，拨款议案未能通过，正式成立再次延后。无奈之下，行政长官梁振英在3月份宣布，以无薪方式，任命香港理工大学前副校长杨伟雄担任创新及科技顾问。
科技及创新产业本来就是竞争激烈、朝夕变幻、日新月异的事情，党派官僚化和政治博弈，加上是没有财务拨款的前提下，规模化和整体发展只能是空谈。梁振英反复强调：为了不失时机做好香港的创新及科技方面的工作，所以委任创新及科技顾问，期望在创新及科技局成立之前，尽早主动和积极地推动创新及科技的发展工作。创新及科技对香港社会十分重要，也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香港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程度，但究竟能实践和推动到何种程度，还要看香港的行动和实践。
生存压力巨大，生存优先于创业
香港有句人人皆知的话：手停口停。香港的生活压力指数已经位居全球前列。
香港拥有全球最好的大学教育，自然不乏优秀的人才。但是现实的生活让绝大多数毕业生选择了稳定的工作而非不可预测的创业。
香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免税政策，在日常生活用品方面的物美价廉的口碑众所皆知。在香港，大学毕业后的薪水一般是1万—1.5万港币（合计人民币8千-1.2万）。工作10年左右的香港的IT职员的薪酬大概在2-3万港币。但如果是在金融公司，年入数百万也很正常。收入悬殊导致IT行业成了冷门行业。
天价的房价房租让诸多工薪族一辈子背负着巨大压力，也让心生创业愿望的大学毕业生或其它创业者望而却步。香港楼价中心区10多万每平米起，偏远地区也要5-6万每平方。在市中心区分租一间老旧的带改造或拆迁的房间大概需要7-8千港币，床位也要4000港币起。在香港的租房网站上，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分租房间和床位的广告。如果没有收入，可能连基本的住处都没有。
与此对比的是，一河之隔的深圳，大学毕业生的薪水一般在4-8千人民币，工作五年的1-1.5万，八到十年有经验的互联网从业者2-3万并不少见。在市中心比如福田或南山租单人公寓大概需要支付2-4千，如果是关外的布吉或坂田、西乡会更低，农民房或城中村1千左右也可以租到很好的房子。脸萌的创始人郭列从腾讯离职后租住在普通民房里，和小伙伴在民房中琢磨开发产品，靠有限的积蓄和家人支持支撑到产品上线并打开局面，如果换作是香港，沉重的生活成本早已无法支撑。
虽然香港政府有扶持低收入人群的“公屋”制度的福利，即家庭收入低于某个数字，就可以以很便宜的价钱租用政府的公屋，类似国内的廉租房。但僧多粥少，有些年轻白领为了租住公屋或是购买价格相对比较低的政府居屋资格，宁愿减薪、放弃工作。高楼价已经将年轻人阶层整体扭曲了，何来理想和创业激情？
在香港开车负担也不低，停车费非常贵，在香港核心区域停车费用对普通白领来说可谓天价。比如在中环金融区上班，一个月下来停车费可能花掉8000港币。
有个很有意思的参考数据：杜蕾斯全球性福指数显示，在抽样的数十个国家中，香港人在全球做爱次数排行榜上倒数第二，每年性爱次数为七十九次，每月不足七次，稍多于位列榜末的日本；中大医学院外科学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陈龙威表示，港人生活压力大，所以做爱次数偏低。足见香港人背负的压力之大。
苟且生活尚有困难，哪来激情和勇气去白手起家？ 当一个群体只顾着眼前或者现实生活时，创造力和创新性都会被大大的压制，香港的整体环境，永远不可能产生车库中的乔布斯、屡败屡战的王兴、带着老婆一起创业的马云 ， 更多的是生存和执行。
旅港一个网名叫猫司令的年轻人在“一个”上写了一篇《香港无人牵手》，里面提到了一个细节：“我每天挤8站港铁到九龙塘上班，逐渐发现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香港的街头和地铁里很少有牵着手的情侣，当然要排除掉尖沙咀的海边散步的游客。这里空间太小，人的速度太快，想要齐头同进并非易事。”
文章的最后写到：“在旺角的米兰站，我看到了那件貂皮大衣，安静地挂在橱窗里”，香港的互联网创业者就像是这件皮大衣一样，安静而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