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报道》中文站2018年8月29日报道 作者：大卫·鲁尼（David Rooney）

1969年，美国宇航局经过反复尝试，终于通过阿波罗11号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任务——把宇航员送上月球。近半个世纪后，达米恩·查泽雷（Damien Chazelle）以此为焦点的《登月第一人》（First Man）受到的关注也是空前绝后。这部严肃而深思熟虑的影片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科技手段之外，还具有情感投入、内在张力，同时不乏悬念。这一切要归因于电影制作人和主演瑞恩·高斯林（Ryan Gosling）对尼尔·阿姆斯特朗深刻内化表演的功劳。

主流观众对电影冗长而坚定不移的克制会如何反应还有待观察。但是对于美国而言，影片是对一个决定性时刻充满机智的艺术处理，也进一步拓宽了查泽雷的创作领域，虽然《爆裂鼓手》（Whiplash）和《爱乐之城》（La La Land）已经奠定了他多才多艺天才的地位。最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电影拒绝了如此里程碑式壮举难以避免的大国主义沾沾自喜。当有害的政治气候削弱了民族主义的热情，使其变成空洞的言辞时，影片由乔希·辛格尔（Josh Singer）基于詹姆斯·R·汉森2005年阿姆斯特朗传记改编而成的剧本表现出的品质更加值得赞赏。

对出生在婴儿潮的那一代人，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的登月是一个形成性的时刻，履行了约翰·F·肯尼迪扩大太空计划的诺言，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心这只是对纳税人金钱的无理消耗，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抵消，消除了越战抗议所带来的痛苦以及人们对政府日益增加的不信任。

笔者还记得小时候，和同学还有老师围坐在一台又大又笨重的黑白电视机前，一起观看登月时那种前所未有的隆重感。虽然那时我们年龄还太小，不能理解登月活动对于进步和与苏联的竞争意味着什么，但盛举的庄严和敬畏也在我们幼小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万众一心、深受鼓舞的集体共享记忆早就被全球各种更频繁的悲剧经历所取代，《登月第一人》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段广受欢迎的回顾。

影片一开始就让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独自试飞的阿姆斯特朗在回归大气层的途中遭遇弹跳失灵，查泽雷立刻启用了伟大太空电影中的各种地狱般声效，让观众的神经绷得几近断裂。当阿姆斯特朗穿透大气层屏障时，间歇期呈现出激动人心的宁静，这也将成为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在这样的场景下，查泽雷用突然沉默的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剧本从大事件向个人生活的无缝转接同样令人惊叹。阿姆斯特朗被描绘成一个谦卑的人，而不是大银幕上常见的英雄人物。在患上脑瘤女儿的治疗过程中，他表现出一位工程师的思维方式，有条不紊地处理每一个问题。但是当解决方案被证明无法奏效时，他内心的一部分似乎永远封锁起来，哪怕是对着挚爱的妻子。

阿波罗11号发射的前夕，阿姆斯特朗在妻子的坚持下，不情愿地坐下来，向儿子们解释他可能回不来的可能性时，他的话并不比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发表讲话时更谨慎，更不动感情。而塞伦·希德斯（Ciaran Hinds）的角色在排练万一任务失败后的公开演讲时，更加深了影片潜在的悲剧色彩。

高斯林在影片中淡化了自己天生的魅力，刻画出一个极度严肃、毫不自我，一心专注工作的男人。阿姆斯特朗对自己历史性的壮举不愿意有任何自我夸大，他的沉默寡言让渴望振奋人心的媒体备感沮丧。这种人物塑造与好莱坞的标准观念几乎背道而驰。高斯林低调而自我贬低的表演，却成为影片戏剧性的中心。

低调而不炫耀，这种倾向始终贯穿于整部影片，从演员的表演、服装设计、到电影配乐。查泽雷这部优秀作品的魅力，在于它能让观众直接分享登月这项伟大的人类成就。（文/东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