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制造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创造了诸多辉煌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制造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解制造业发展环境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寻找在开放条件下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的对策，从2018年底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时报20多位记者深入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安徽、陕西、山西八省市，从市场准入、金融支撑、税费负担、科技创新、人才发展、区域开放以及能源、物流成本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广泛调研。通过实地调研和近500份企业问卷调查分析，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发现，当前，从多方面来看，我国制造业发展环境均处于持续优化的状态中，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受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我国制造业发展呈现外迁、内移和数字化转型三大趋势。但是，从长远来看，我国制造业发展仍面临核心技术积累不够、各类人才不足以及企业税负、环保、融资成本较高等因素的制约。

 我国制造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亮点频现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过对八省市调研发现，各地为推动制造业由大到强、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出台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亮点频现。

加码支持创新发展。调研发现，近年来，八省市推动制造业创新的相关政策频出，财政对制造业创新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企业创新转型意愿不断强化。如福建省及厦门以外的各地市财政部门与兴业银行共同发起设立福建省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基金，通过股权、债权等方式为省内先进制造业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截至去年年底，已投放资金80.35亿元，累计带动制造业技改投资超过660亿元，财政撬动社会投资放大比例超过1∶33。江苏、上海等地通过技术、产品、商业模式创新等手段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广东、浙江、安徽等地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制造业向高端化、品牌化、绿色化转型，提升整体效益和综合竞争力。

多维度吸引人才。调研八省市陆续出台多项人才吸引政策，从住房、落户、医疗、教育等多方面发力。西安提出大学生落户“零门槛”；佛山努力把教育、医疗等生活配套做好，减轻人才后顾之忧；苏州给高科技人才开出高价，搭建研发和产业化平台；深圳自2016年以来，陆续出台实施“81条”人才新政、“十大人才工程”和人才工作条例等，构成了人才政策的“四梁八柱”。

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市场准入方面，调研的多个省份像浙江、江苏等地在全省范围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尤其是狠抓投资项目的精准服务，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和审批环节，加快推进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升级，促使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最多跑一次”。以宁波为例，当地探索实施“标准地”制度，促使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最多跑一次”“最多100天”。加强商事登记高效服务，进一步简化程序、优化流程，减少证照数量，降低准入门槛，全面推行“多证合一”“证照联办”等改革，实现常态化企业开办（从受理到领取税务发票）3个工作日内完成。

加大减税降费力度。近年来，深化增值税改革、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个人所得税改革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在调研各地扎实落地，制造业企业的税费负担明显减轻，税收改革红利正在逐步转化为优化经济结构、扩大有效需求的发展动能。如2018年广东(不含深圳)制造业减税106亿元，切实降低了制造业生产经营成本，提振了实体经济发展信心。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预计，2019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特别是针对制造业的减税政策落地后，整个集团将减少税费超过20亿元。

强化金融支持。中国经济时报此次专门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近六成的受访企业希望“实施更加精准的制造业金融支持政策，促进制造业政策与金融服务的良性互动”。调研八省市在这方面的举措也是可圈可点：浙江鼓励金融机构对制造业扩大信贷规模，发挥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江苏大力发展产业链金融、融资租赁等与产业直接结合的金融服务；福建积极发展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融资品种，探索股权质押贷款、投贷联动等服务模式，为制造业创新发展提供长期、稳定金融支持。

 我国制造业发展呈现外迁、内移、数字化转型三大趋势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调研发现，在开放条件下，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受此影响，当前制造业发展呈现三大趋势。

“外迁”趋势。受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环保要求趋严等因素影响，广东、福建、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许多中低端制造业企业选择迁往成本相对较低的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一些高端制造业企业，受美国经济复苏、减税及中美经贸摩擦等因素的影响开始考虑在发达国家投资，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内移”趋势。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调研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国际和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即“内移”趋势明显。“等高对接”、共同发展正成为安徽等地承接产业转移共识，合肥、芜湖等市出台配套政策支持。以安徽为例，为了支持我国唯一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早在2011年就发布了《安徽省促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条例》。同时，聚焦平板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智能家电、智能语音等优势领域，共建国家级产业和技术创新联盟，积极承接沪苏浙制造业产业转移，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数字化转型趋势。随着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潮涌，越来越多的地方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广东、上海、福建、浙江等地政府陆续出台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措施，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广东省2018年就出台方案，提出到2020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

 技术、人才和成本等多因素制约我国制造业环境的持续优化

虽然此次调研的八省市陆续推出一系列举措来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发现，从长远来看，在开放条件下，仍有不少因素制约着我国制造业发展环境的优化，其中尤其是以下几个方面表现最为突出。

核心技术积累不够。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起步晚，基础薄弱、资金短缺、人才不足，一些“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在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另一方面，一些企业长期忽视技术研发与科技创新，导致核心技术落后。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了解到，此次调研省份不少国企由于国资考核、任期制和决策程序复杂等原因导致出现研发投入不足、创新精神不足以及对新技术敏感性不强等现象。东中西部调研省份的民营企业也普遍存在科研经费严重不足、创新精神不够、创新动力不强的现象。

人才不足。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关键。不少企业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反映，当前，我国制造业面临高层次创新人才不足的突出问题。此次问卷调查显示，近四成的受访企业认为，影响我国制造业进一步开放和优化的主要因素是“高新技术人才缺乏”。实地采访调研发现，很多地方不仅是高端人才招不来、留不住，一线工人也越来越难招。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

税负、环保、融资等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负担偏重。中国经济时报开展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调查结果表明，税费负担偏重、金融对制造业支持缺乏公平、资源能源环境及物流成本上升成为当前影响我国制造业进一步开放和优化的主要因素。

不少受访企业表示，在减税降费上，虽然国家和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整体效果不错，但此次调研地区仍有不少企业对减税降费的获得感不是很强烈。一方面他们认为减税降费力度还可以再加大，另一方面，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标成本优势比国内明显。这些企业反映，国家应在减税降费上出更精准、更有力的实招。

除了税费负担，还有企业反映，一些地方由于环保标准不统一，造成当地企业重复投资，成本增加；同时，在国内金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民营制造企业融资难度加大，融资难、融资贵现象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