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尹鸿：评论须直面观众、创作和时代的考验

尹鸿

 文 ｜尹 鸿

 编辑 ｜万晓茜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成立四十年，为中国电影发展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一部电影发展史，也是一部电影评论史。新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很多优秀电影评论家，他们有的是电影管理者，有的还兼创作者，像夏衍、陈荒煤、张俊祥，还有学会的创始人钟惦棐先生等，一直与电影创作的发展相随相伴。特别是学会成立的四十年来，在推动中国电影发展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伤痕、反思、寻根各个电影思潮，都有评论家的参与。包括电影与文学关系的讨论、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探索，以及后来电影走向世界的讨论、娱乐片讨论，还有后来产业化的讨论，现在讲的新主流电影等等。在这些讨论中，  评论体现了三个重要的作用：

 一是观众的引导。 在观众引导当中评论确确实实把许多优秀的作品推荐给了观众，甚至把《小城之春》这样曾经被忽略的电影重新带回到电影舞台上来。

 二是创作的镜鉴。 在很长一段时间，评论工作都同创作保持着互动，评论者与电影创作者的对话、座谈、互动成为常态，比如80年代是评论与创作携手发展的黄金时代，形成良好的评论氛围。

 三是对电影思潮的推动。 很多电影思潮，西方也罢，中国也罢，都是因为电影评论的概括，把它变成一个趋向、一个群体性现象、一种思潮流派。比如法国的新浪潮、左岸派，中国的“第五代”等等，都是评论界的概括和推动。包括80年代关于娱乐片的大讨论，推动了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转型和类型电影的发展。一直到今天我们常讲的新主流电影、电影工业化等等，评论都推动了中国电影思潮的发展，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新的时代环境中怎么去做电影评论，对于我们来说都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评论的功能就是引导观众、引导创作和引导美学观念、电影产业观念。因此我们接受的检验也应该是这三个方面。  评论如果要在今天的环境当中继续葆有生命力，就要接受这三方面的考验：第一是受众的考验，第二是创作的考验，第三是时代发展的考验。从这三个角度上来讲，确确实实今天电影评论虽然面临诸多难题和困境，但依然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所谓最好的时代，首先体现在我们现在评论队伍的壮大远远超出了过去的专业评论者，在豆瓣、时光、抖音和快手等各个社交媒体、自媒体上参与电影评论的人数规模庞大，过去我们最多的时候几百人上千人，现在是数以万计。  其次是评论的形态更加丰富多样。既有文字的也有影像的，有长的有短的，甚至有互动的，包括像弹幕这样的形态。第三个方面是电影的评论影响更大了。评论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电影的各个环节，过去我们的评论还需要一个中介，需要一个过渡和发酵的过程，现在评论可以直接影响电影的创作、电影的接受、电影的票房，甚至电影的口碑。电影的引导、评论还会形成舆论，甚至影响到电影政策决策。不少电影政策、规定、奖励，都参考了电影评论的意见。正因为这样一些原因，最近从国家主管部门到创作机构到各个企业，都不约而同地高度重视电影评论，关注度超出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在这种背景下，电影评论在新的环境当中是否能够经受住受众、创作和时代发展的考验，我觉得有几点非常关键，也希望能够形成一定的共识。

 第一，评论应该更加专业理性。 理性应该是建立在专业基础之上，没有专业基础其实很难形成理性，我们很容易站在片面的个体立场上。专业性要求我们的评论有一定的理论根据、知识支撑和方法论工具。在新媒体的评论场上，传统的电影评论有时候会失去一些作用，很重要的就是没有充分发挥专业性，甚至我们还达不到那些业余评论者在某些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专业性。无论是理论运用、知识运用、方法运用和对细节的分析能力，评论都不够专业，这也客观上使情绪化的评论有了用武之地。又是我们说，新媒体会让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但黄钟自己真的雷鸣了吗？我们要有专业基础上的理性评论，才能真正去杜绝那种感情用事的、随意扣帽子的评论。

 第二，评论应该严守评论伦理。 评论要有自己的专业独立性，评论不是没有利益诉求，但是利益不能够影响评论的独立性。评论有评论伦理，得财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得财有道。这个道，就是伦理到底线，是必须用专业的标准去“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评论有道，正如医者仁心、师道尊严，都是职业底线。无论是金钱还是人情，如果好处不说好，坏处不说坏，评论就失去了伦理的底线。虽然，有时候我们可能不能说出全部的真话，但至少不能说假话。这本来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在各种圈子文化影响下似乎越来越成为很高的道德要求了。如果评论伦理不能坚持，评论的威信就一定建立不起来。

 第三，应重视新媒介环境下评论的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评论如果没有这“三力”，实际上它就基本不可能经受观众的检验和创作的检验。过去四十年，评论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提出了许多具有阐释性的概念，比如电影现代化、娱乐性、高概念、商业美学、新主流电影、电影工业体系、共同体美学等等，而且更是通过具有传播力的评论推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一开始可能观众并没有那么熟悉和接受，像最近可能有三四十部文艺片，由于评论的传播，把看起来很文艺、很小众的电影变成了大众电影。其中，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在新媒体环境当中，评论有一套新的修辞学，这套修辞学实际上每个人在写作的时候都会感受到，你给报纸写或者给自媒体写，你在微博写和在电视上讲都会有不同的修辞。因此我们要考虑到不同的时间、空间、受众、渠道，改变修辞方法，让理性的专业的观点被更多人所接受。而且从我个人的经验来判断，观众对那些理性有感染力的评论是接受的，这些年有的专业的电影评论同样能够“10万+”、“100万+”的阅读量，而且确确实实能对观众的消费、理解和评价产生影响。电影评论要与时俱进，在修辞手段和专业性上一起下工夫。

最后，特别应该谈到，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四十年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尽量在电影批评中不搞泛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既要旗帜鲜明，又要包容开放。  每个人的认识都有局限，每部电影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所以，  评论应该有更多的建设性，尤其要防止党同伐异、无限上纲的批评风气。 批评是为了更好的建设，批评是为了电影更加健康繁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日益提高、日益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所组织的这支评论队伍，过去、现在都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中国电影发展中，我们仍然会通过我们的专业性、独立性、影响力和包容性，继续推动创作、服务观众，促进电影的繁荣发展。

    （根据作者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年会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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