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的姐姐》：集合女性困境 张子枫演技蜕变！

 1905电影网专稿 导演+编剧+主演，三位女性影人构成了的创作主体。影片也仿佛是近年来国产女性电影的集合体，一个看似偶然也是必然会出现的作品形态，集聚讨论当下女性的诸多不易遭遇。

如，在一个议题设定下，让主人公和观众都陷入两难选择；如《送你上青云》，直击女性作为独立社会个体要面临的困境；如，触发少女成长经历的隐隐阵痛；如，在中国式的原生家庭语境里，纠葛着血浓于水的亲情羁绊。

《我的姐姐》又与它们不同，这是国内第一次有电影专门聚焦“姐姐”这个群体身份，为国内女性电影另辟蹊径。

张子枫饰演的安然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与父母有很深的隔阂，成年后父母又生了男孩，姐弟俩几乎没有感情联系。刚刚步入社会，成熟独立的她有着更远大的目标：离开家乡，去北京读研，过上新生活，此时却遭遇父母意外离世。

面对年幼的弟弟，她该抗下“长姐如母”的重担还是抛下一切，勇敢说不？这是一个姐姐要不要成为“扶弟魔”的问题。

在这场家庭叙事里，笼罩着父权、生育遗留问题导致的阴影与恐惧，但当姐姐面对弟弟说出的“姐姐，我只有你了”，面对弟弟的哭闹，面对弟弟的牵手与拥抱，还是一次又一次被攻破了坚硬的心房，电影也就这样陷落在对于承担亲情责任与独立女性追求自我的无奈撕扯里，陷落在理智与情感、痛苦与温暖的平行空间里。

这是游晓颖以《相爱相亲》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后，与观众见面的第二部编剧作品，在剧作上与《相爱相亲》有着近似的镜像结构写法。

《相爱相亲》对比了姥姥-母亲-女儿三代人不同面貌的爱情关系，《我的姐姐》对照起姐姐和姑妈两个不同代际的“姐姐”形象：姑妈为弟弟付出所有，无私奉献，被迫放弃去俄罗斯实现理想，作为姐姐，她选择承受，而不是反抗。

而肖央饰演的舅舅宛如安然的另一个在场的“父亲”，舅舅与亲女儿的矛盾冲突也映照着安然与父亲生前的关系。安然的家庭境况与男朋友的富裕家境，又侧写出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落差。安然作为产科护士，在医院职场上也遭遇了不公对待的现象。

电影就是如此由内及外，由表外及里地在多方位、多角度构建出“姐姐”，一个家庭与社会里的女性个体、一类被人伦道德裹挟、迷茫挣扎的女性群体的命运肖像。

影片原名叫《踢皮球》，一语多关，爱踢皮球的弟弟也像一颗皮球一样，在各怀心事的成人年世界里，被左右安排，被狠心又心软的姐姐弃又养，养又弃。电影结束在姐弟跑出领养家庭，一同踢皮球的一组抒情化的蒙太奇镜头里，皮球会踢向哪？正如姐弟俩的未来会去向哪？当影像照进现实，未完待续。

姑妈的“俄罗斯套娃”是另一处点睛全片的视觉母题，“长姐如母”的既定规训如套娃般套层，代代相传，套娃丢掉了底座，也指向套娃有了出口。姑妈说，其实套娃不一定要放在同一个套子里，意思明了，她希望“姐姐”能离开束缚和枷锁，有自己命运的出口。

这绝对是一部“哭片”，情绪汹涌，有许多亲情互动的场面不停敲击着观者的心扉。姐姐在无意中第一次背起弟弟，在半夜偷偷抚摸弟弟的眉骨，或是在父亲去世后闻了闻他皮衣的味道，这些细腻情节源于女性创作者的敏锐感知，温柔又澎湃，丰满了这个故事的真情实感。

这也是一部见证演技的电影。从《唐人街探案》令人颤栗的邪恶一笑，到这次身兼姐姐、护士、女友多重身份的大女主，张子枫的表演素质与银幕角色的人格，越来越有纵深感和层次感。安然咄咄逼人的强势个性，是张子枫以往角色没有的面向，当安然在深夜面对父母遗像独自缅怀啜泣时，张子枫演绎出的孤独、内敛与伤悲，非常具有共情力。

在就有亮眼表现的，再一次饰演中国母亲、传统妇女这类角色，怕浪费舔咖啡、用不同方式切西瓜、两种节奏的拧毛巾，都是值得一提的细节好戏。

这道亲情道德困境的选择题与人物角色的组合，提供了别样的创作设定与进入路径，但电影呈现出来的结构仍存在肌理不清的问题：描写姐弟情的片段琐碎无章，叙事线条没有形成脉络幅度。弟弟说出的一些台词更像是编剧和导演想说的话，立场过强，主创的表达凌驾于一个年幼孩子在现实中的合理思维与行为逻辑。

姐姐最后有没有成为“扶弟魔”，电影没有提供明确答案，走向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模糊收尾——弟弟去了领养父母家，但姐姐不愿签下“永远不再见他”的协议，两人携手离开。因此，故事越往后就越沉溺在原地，显得纠缠不清，节奏拖沓，消耗了太多温情，失去一开始的锐气与锋芒，对议题的表达输出也越满、越直白。

或许，更尖锐一点，更简洁一点，更干净利落一点，这部电影会更上一层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