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曾经的“创业教父”马云来说，2011年绝对是一个多事之秋。从5月份发生的支付宝股权转让风波，到10月份发生的“淘宝商城事件”，都让马云备受煎熬。
对于支付宝股权转让风波，马云辩称，这是“一个艰难、不完美但必须要做的决定”;对于“淘宝商城事件”，马云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不无沮丧地表示，“我不是什么盟主、英雄、教父，我只是一个从杭州奋斗出来的创业者。”然而，舆论却普遍认为，不论是支付宝事件还是“淘宝商城事件”，都表明马云是一个喜欢擅自改变游戏规则的人。
马云的腾挪术
2010年8月，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单方面终止了与该集团两大主要股东雅虎和软银的“协议控制”，将与外资股东共同所有的集团核心资产之一“支付宝”转入自己控制的私人企业名下，由“中外合资”变成“内资”。
该次股权转让直到2011年5月份经雅虎披露才公之于众。由此，马云导演的这一手“腾挪术”引发了阿里巴巴和雅虎的口水战。雅虎公司称，支付宝股权转让并未获得董事会或股东的批准，甚至他们都不知情。支付宝股权变更在2010年8月完成，但他们直到2011年3月31日才得到通知。
对于董事会没有授权和不知情的说法，马云声称“做的事百分之百合法、百分之百透明。如果说董事会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悄悄就给办出去了，这事情有人会信吗?”尽管马云强调雅虎和软银对支付宝股权转让的事情是知情和允许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股权转让的前提是外资通过“协议控制”仍然是支付宝的股东。
至于单方面终止“协议控制”的原因，则是为了尽快拿到支付牌照，因为根据央行的规定，支付宝若要获得支付牌照，不能由外资绝对控股。马云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央行到现在还在问我们到底有没有协议控制，别人肯定有协议控制的，我不管，别人犯法，我们不能犯法，我们不能这样做。”
事实上，央行发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其实不排除外资，只说“外商投资支付机构的业务范围、境外出资人的资格条件和出资比例等，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但马云表示“等不及”，还声称：“如果我们按外资走，等两三年后另行规定出来，别人都走了两三年，那是怎样一个态势?”
即便马云的理由成立，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后果是，面对既成事实，作为共持股阿里巴巴集团70%股份的两大主要股东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最终不得不选择坐下来与马云签“城下之盟”，寻求补偿，而马云则成为该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市场规则破坏者
或许阿里巴巴的管理者们已经习惯用强势的、单边的方式处理问题，和支付宝股权转让风波大同小异的是，在“淘宝商城事件”里，马云将这种强势作风从合作股东延续到了中小卖家身上。
对于“淘宝商城事件”，有律师认为，从淘宝商城和卖家签订的“格式合同”来看，里面充斥着“霸王条款”，例如：“淘宝有权根据需要不时地制定、修改本协议或各类规则，如本协议有任何变更，淘宝将在网站上刊载公告，通知用户。如用户不同意相关变更，必须停止使用服务。”
对于这一事件，马云的表现居然是“悲愤”。在“淘宝商城事件”发生后，马云在微博上声称“心悴了，真累了，真想放弃”。在随后的媒体见面会上，马云说，“这两天的事情让我感觉难过，我在手上写了四五个‘忍’字，怕今天会说过头。”
然而，当时有评论者指出，不论是淘宝商城事件，还是此前的支付宝股权转让风波，都体现出马云对于契约精神的漠视。
易凯资本CEO王冉认为，作为行业的领军人物，马云本来完全有机会选择捍卫公司治理的原则和底线，从而推动监管部门对过度监管做出某种有利于中国产业和经济长期发展的局部修正，但实际上，他却选择了触碰这样的原则和底线，同时还顺带把所有采用VIE结构(即协议控制，指境外的上市实体通过协议的方式控制境内的业务实体)的中国公司悬在了半空。
商业道德受拷问
马云的“圈中好友”巨人网络CEO史玉柱曾在微博上略带调侃地表示，“阿里巴巴集团年流水达2万亿元后，集团控股权如果仍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就涉及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了。现在就该逼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向中国政府和企业卖部分股权，如果不卖，就该流氓点，所有新增业务不再放入雅虎和软银控股的集团公司，建议马云做个‘爱国流氓’。”
对于“爱国流氓”的称号，马云并不接受。马云曾说，“我讨厌民族主义，更反对违背契约精神。”但是，他也曾明确表达对央行考虑支付数据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解，并称“是安全问题而不是民族问题”。
然而，正如华兴资本CEO包凡在其微博中所言，“腾讯有6亿用户，百度是互联网最大的入口，新浪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人拥有数千万的学生，是不是每个都涉及国家安全，每个都应该让他们的外国股东滚蛋?”
事实上，不论是“爱国流氓论”，还是“国家安全论”，背后掩饰的都是商业民族主义。商业民族主义表面上打着爱国、民族等旗号，实质上则是为了掩饰其对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的不尊重，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商业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