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租车副驾驶作为的门边上，贴着一张提示乘客不要将物品遗失在车上的小贴士，我随口说，你们公司还真不赖！哪知道，司机开始倒苦水：弱势群体的日子不好过啊——这是哪对哪啊？接下来，这位老兄又说：拾到东西我是不会承认的——有这样想法的肯定大有人在，但这么直接的倒是少见。

我的兴趣一下子就上来了，而这位老兄则把公司的管理制度和盘托出。这家出租公司规定凡是乘客报失，那么司机就必须写检查、说明情况，理由是“没有尽到提醒义务”；而如果物品确实遗失在车内，则还要进行处罚，并且还要负责送还遗失物；而如果没有遗失在车内，那么就只是写检查——因为很多时候乘客也无法证明物品确实遗失在车上。这位司机的结论是，反正都要写检查，如果承认了“罪过”更大，那么干脆就来个死不认账。

“上次车队一个哥们在车上捡了两瓶虾酱，下午写了检查，晚上回家做了虾酱丸子，味道还真不错。”——或者这个哥们就是他自己：“当然，也得看什么东西，太值钱的那是就是犯罪了，咱也不能这样”——法律意识很强。“公司开会总说，咱们公司报失很多，但拾到失物的却很少，这还用说吗？”——大家都学乖了。

听罢司机的逻辑，我知道，这无关乎道德，而是利益的计算；我如果在这家公司，我也一定会和这位司机采取一样方式。因为，这是一个立意高远的坏制度，而所谓坏制度，就是把“好人”变成“坏人”。

这个制度立意的确高远，就是要通过强化司机的提醒义务来绝对杜绝乘客遗失物品，于是任何遗失行为的发生都会对司机进行惩罚；而通过惩罚则会强化司机的提醒行为，那么就没有遗失行为的发生。这看似是一个天衣无缝的逻辑，但却隐藏着漏洞：一是存在一种可能，当乘客的确忘记或没有意识到物品遗失的情况下，司机的提醒也不会发生作用。比如，类似手机之类的小件物品从口袋里滑落出来，即使司机提醒也意识不到；反之，司机有些时候也无法及时发现这类物品。司机在某种程度为别人的过失承担了责任。

二是由于出租车公司片面强化了司机的责任并加大了惩罚力度，司机由于惧怕惩罚而逃避责任，而这种责任却难于监督，于是就发生了这位司机拒绝承认捡到遗失物品的情况。这时，试图事前预防，反而彻底压制了事后修正。

事实上，事前预防很重要，而事后修正则在不能彻底做到事前预防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因为任何人、任何方法都无法做到让人百病　对于乘客而言，他们在物品丢失后，更希望得到物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愿意为自己的无意过失和物品本身付出一定成本，如果司机承认，而且乘客愿意付出一定成本的话，那么司机也愿意将物品归还失主。这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也是成立的：双方都付出了一定成本，都获取了一定收益，交易达成。但现在由司机单方面付出成本，而失主单方面获取收益，交易无法实现。而交易不实现本身减少了所有人的效用。

而由于出租车公司归还失物的责任难于监督，所以更不能采取惩罚的手段，而应当采取激励的手段，促使其履行责任。

因此，这家公司应当强调司机的提醒义务，但不应当将所有责任都算到司机头上；当遗失行为发生后，应当鼓励司机协助找到失物，并协调失主和司机双方达成交易：失主与司机协商合理的费用以弥补司机送还失物的成本，由司机送还失物，或者失主到出租公司自行取回失物；而且出租车公司应当表彰这种归还失物的行为，而不论其是否收取报酬；而如果一旦发现司机藏匿失物，那么就必须实施重罚。当然，我这种说法会遭受来自道德的质疑，但高举的道德大棒却无奈与软绵绵却真实的现实；同样，我也不否认存在一大批道德高尚的司机师傅，不计名利、急人所急地送还失物，但我们只能期待而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如此。

通过这个实例，可以真切地知道，所谓坏制度，就是让好人变成坏人；所谓好制度，则能够将坏人变成好人。孔子曾批评拒绝报销赎金的子贡，因为这样就没有人愿意为在他国为奴的鲁国人赎身了，这就是所谓的“子贡让而止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