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些事件不仅影响到总体就业状况，也必然会对大学生就业产生影响。然而，对于大学生就业而言，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还是“结构性的”。这些因素包括短期供给超量、区域选择偏好、就业能力不足等方面，其中解决就业能力不足问题将是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根本所在。

在时间结构上，大学毕业生供给超量增长在短期内超出了需求的增长，劳动力市场还需要时间逐步调整。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快速增长，特别是经济结构的升级速度加快，带动了对高人力资本存量的高校毕业生的强劲需求，从而促动了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我国从业人口中具有各类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仅占5％，而工业发达国家则为25%-30％，因此，加快提升国民素质的需要也极大地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

问题是，大学毕业生供给增长的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寻找工作。劳动力市场需要一定的时间逐步消化大学毕业生在短期内的超量供给。 但是，必须说明的是，不能仅仅以大学生暂时的就业困难就去否定高等教育政策，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严格地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为更多的青年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仅促进了教育公平，改进了个人职业发展潜力，还从整体上促进了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水平的提升。 在区域结构上，大学毕业生就业区域选择偏好差异与政府政策激励上的错位导致实际有效需求不足。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间与城乡间差异，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很难对大学生形成有效需求，而且在较长的时期内，地区性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都将难以改变，从而对扩大高校毕业生的市场需求是一个不利因素。

虽然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计划而产生大量需求，但由于欠发达地区所能支付的价格（工资收入、发展机会、流动性等）不足以补偿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按照劳动力市场机制，无法实现供求结合。在我国，由于人才流动的单向性特点导致的流动成本过高进一步恶化了欠发达地区的有效需求不足。尽管国家也采取了“西部志愿者计划”等政策措施，但是无论从需求量扩大还是人力资本补偿来说，都难以有效改变这种状况。

与此相反，由于大城市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对大学生就业的吸引力很大，而且这些中心大都居于高端的产业结构而对大学生有着强劲的需求，但是一些地方性的需求抑制（显性的指标限制与隐性的行政限制）与对中小企业或非正规部门的需求抑制（户口、社会保障、流动等），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人为分割，其结果要么是直接人为地降低了用人单位的有效需求，要么是“促进”灵活就业，增加了大学生的就业成本与风险。

在能力结构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并不是基于职业路径的需要进行建构与培养，难以满足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用人单位的需求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用人单位的劳动力需求行为基于“职位分析下的任职资格模型”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价格机制选用合适的人才。

例如，IBM中国区对大学生的基本素质要求有：第一个方面是服务意识，能不能从客户的角度去出发，去想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创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个方面是沟通的能力；第四个方面是团队合作的精神以及职业操守和商业道德。

然而，大学生并不能很好地满足“任职资格模型”。对个人而言，就业能力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技能与态度等资产，他们使用和配置这些资产的方式与向用人单位展示这些资产的方式以及他们寻找工作的特定环境（个人环境与劳动力市场环境）。由于大学生是作为一个“产品”在一个高等教育系统中被制造出来的，因此就业能力不足主要是与大学联系在一起的。这既与传统上相对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有关，也与高校本身的教育能力不足相联系。

长期以来，大学没有迅速适应就业市场对高等教育所提出的日益苛刻的要求。从传递知识的角度上看，在整个大学教育中，知识教育仍然是非常大的一个比重，理论功底及其相应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构建仍然极为薄弱；持续的扩招可能进一步稀释了大学既有的教育资源。此外，对于大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大学缺乏系统的职业指导与服务规划，导致学生或许有专业能力，但是缺乏“市场能力”——获取职业信息，展示专业能力，适应实际工作以及应对职业转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