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入华18年，它刚刚“成人”。
乔布斯时代的苹果，中国从未是其看重的市场之一，即便销量在突出的iPhone 4时代，他也从未做出像库克一样的举动——重视并多次出访中国。
当时的苹果处在金子塔的顶端，俯视着拥抱它的子民们。其中不乏中国消费者和中国手机厂商。
雷军说，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起来。但马云又说，风口过了摔死的都是猪。的确，在雷军和马云口中的金句，真真实实地在苹果经销商的身上应验了。
1月4日，苹果股价下跌近10%，收盘报142.19美元每股，创下了自2013年1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受此影响，苹果市值跌破7000亿美元。
而在5个月之前，苹果股价盘中上涨超过2.7%达到每股207.05美元，成为美股历史上首个市值站上1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
短短百天，苹果市值从1.12万亿美元滑落至7000亿美元之下，市值蒸发超过4300亿美元。
苹果CEO库克在写给投资者的公开信中坐实了苹果下滑的趋势。库克甚至用到史无前例来形容当前中国市场对于苹果业绩的冲击。
对于苹果股价的下跌，外界多种声音不绝于耳，大多数的声音依然是：苹果缺乏创新，价格定位盲目自信，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苹果了。
如果一名消费者不喜爱苹果产品，那么他可以选择购买其它产品，但有一群人的命运被牢牢地栓在了这颗“苹果树”上，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地摇晃这颗树，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摇下来的究竟是辛苦钱还是一颗真实的苹果。
曾经售价4999元的iPhone 3GS很多人对苹果的认知是从2010年的iPhone 4时代之起。在此之前，更多了解苹果这家公司的人，大多是从事设计职业的。
赵赵是一名从事平面设计的设计师，她在2005年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台苹果电脑。对于记忆中第一次接触苹果产品，给她的印象是从未见过一件像艺术品的电脑。
“2005年，那是我从业的第一年，很少人知道苹果产品，因为那时只有苹果电脑和iPod。”当谈起这段往事时，许志豪依然很兴奋。
如今35岁的许志豪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业内大家称他为豪哥。相比他的老家河南，北京在当时来说是他梦寐以求的向往。
当“子弹财经”问他，如果当时不是2005年，而是现在，你还会来北京吗？许摇摇头说，“或许不会了”。
“我很感谢北京，也很感谢苹果，是它们让我有了今天的成就。但说实话，这活太苦太累，还要承受着压力。”许志豪在北京足足打拼了14年，现在他的分销线在全国有10多条。“现在的业务线比较多，除了苹果还有其它国产手机。”
可以说，许志豪经历了手机行业的变迁与发展。正是在手机行业十多年的拼杀，让他在北京安家立业。
“让你们做真的未必能行。”
“我们可以试试。”
“算了吧，真的别试。”
许志豪有一股冲劲儿，更有一股冷气。“我觉得你像一个杀手，随时可以让敌人毙命。”“子弹财经”开玩笑地说。
“或许是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喜欢拖泥带水地干活。”许志豪斩钉截铁地说。狮子座的他，的确有着狮子般的勇猛和杀气。
“最近也听说了媒体都在说苹果不行了，但我觉得没有说得那么惨，现在发往全国的货每天都有基本一车，大概两三百箱左右的机器（苹果手机每箱10台）。”按许的说法，几乎每天都会有大概2000-3000台机器被分销到全国各地。
许志豪并非只做发售，他同时在做的还有新机回购业务。“回购的价格要比发售出的机器便宜100-200元，现在的利润并非很高，而且溢价也小了。”
2010年，是苹果在中国的第一个转折点。正是凭借iPhone 4让苹果一炮而红，同时红了的还有许志豪。
当年，在iPhone刚刚进入中国的2009年，许志豪对苹果也没有那么上心，他觉得苹果不会轻易撼动手机界老大哥诺基亚的地位。
虽然以苹果做为主营业务，但他依然在卖其它品牌的手机，而对于iPhone 3GS他只是象征性地进了一些货。
“因为当时iPhone 3代在国内没法用WiFi，很多人都问我能不能搞到国外版本的iPhone 3代，当时我很惊讶觉得为什么苹果这么贵还有人会买，并且那时候国内的流量并不便宜。”许志豪很不解地说。
在当时，一台iPhone 3GS 16G国行的价格为4999元，在如今看来iPhone 3GS的价格却是如此之“平民化”，毕竟现在一台中端配置的iPhone XR 64G价格为6499元。
在拥有苹果笔记本4年后，赵赵在一位国外朋友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台iPhone 3GS，而她购买的理由却是，“当时没有一款手机拥有这样大的屏幕，并且不需要键盘，很简约。”
的确，苹果改写了手机需要键盘操控的历史，让智能手机真正摆脱束缚，只需触摸屏幕即可完成任何任务。
通过许志豪购买iPhone的客户越来越多，索性为了更好地介绍苹果手机，他没有使用苹果的演示机，而是自掏腰包购买了一台iPhone 3GS，这一买让他一发不可收拾。“的确是很好用，很多手机都需要手写笔，iPhone不需要，并且触控很灵敏。”
iPhone 4的疯狂时代2010年，iPhone 4正式发售，这时的苹果已在北京三里屯和西单分别开设了两家线下零售店。
“排队超过400人，太疯狂了。那可是冬天啊！”北京的一位果粉向“子弹财经”讲述了那个颇为震惊的场面。“据说当时三里屯店的机器只有300多台，后边的已经没有机器了。”
“iPhone 4给我们的机器也很少，只有五箱，五十台机器，这已经很多了。”许志豪双手岔开比划着说道。
许称，当时分给国美和苏宁的机器更少，一个店大概只有两箱机器，但预约的人数有几百人。“怎么可能供的过来。”
对于缺货的原因，当时外界更多人知道的只是苹果在故意玩饥饿营销，以提高溢价空间。
“其实并不是那样，是因为富士康产能跟不上，那是苹果第一次尝试新工艺Retina屏，良品率不达标，并且当时只有深圳富士康一个工厂，需大于供。”陈东向“子弹财经”讲述当时的状况。
陈东现在也在做着手机生意，只是对于他以前的历史仍然历历在目，陈原先在苹果的国代公司神州数码负责苹果手机分销，从iPhone 3GS时代开始，神州数码一直与苹果紧密贴合。
陈东向“子弹财经”透露了当时的情况，“分销商的确很多，但那时候都没货，很多下游经销渠道都在加价卖。”
苹果的分销级别分为国代和省市代，国代一般代表国家级分销商，例如神州数码、佳杰、长虹佳华、方正世纪等；省市代一般为省或直辖市级分销代理，例如国美苏宁这些家电卖场；而更低端的则为区域代理，即普通渠道商。
“就连当时的国美苏宁也是找这些国代来拿货，因为他们没有苹果直接的分销权，不能向苹果直接拿货，得先经过国代，定价权在国代。”陈说iPhone 4发售时，溢价超出了他的想象。“国代本身就是带溢价出货的，国美苏宁他们在拿货不可能不赚钱，他们更要加溢价。”
当时，一台iPhone 4 16G的价格为4999元，而它的溢价大约在1500-2000元之间，就连一台已经使用了半个月的二手机器也能卖到4999元的原价。
李军是一位混迹于中关村的渠道商，他和许志豪一样来自河南。从2010年开始转战苹果，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做功能机。“4代发布会结束后，很多同行都说今年要炒苹果，我听了后赶紧定了几箱货，并且雇佣了一些黄牛去下线店排队购买。”
2010年，中国还未被苹果列入首发国家，如果购买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官网直接购买，另一种则是现场排队购买，并非今天的预约式购买。
“因为苹果和国代签约了，分销数量也都有约定，即便不是省市级代理去炒货他们自己也会炒，但谁知道苹果的供货不足，导致了尴尬的局面。”陈东一本正经地说，仿佛他仍在国代做着本职工作。
按照陈东讲述的意思，当时iPhone 4之火并非人们熟知苹果这个品牌，而是因为分销数量的约定，让国代不得以而为之，加之物以稀为贵，货少自然就会导致价格出现溢价。“在当时购买的人群中，三分之二都是黄牛，他们的上家分别来自中关村和木樨园。”
当风口吹起来时，任何人都能在风口一跃而起。
许志豪激动地诉说着当时的状况。“购买的人简直太多了，电话从上午打到晚上，可货就那些并且都是溢价出售，那也有很多人买。”
许当时进的五箱机箱机器在一天之内销售一空，而当时的溢价一台超过7000元，这一天他的纯利润进账10万元。
即便在2011年的春天，iPhone 4的溢价依然存在，只是一台比最初少了1000元。
“火了，真的火了，买机器到贴膜买壳一条龙服务。”李军兴奋地向“子弹财经”说道。
2011年初，在钢化膜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一张塑料贴膜和手机壳售价为50元，而进价分别为0.8元和0.5元，但不要小看这些配件，他们一天为这些商家带来的纯利在5000元左右。
“女性买这些占比一半以上，比男性更多。”这是李军观察到的最直观的现象。
同时，iPhone 4带来收益的好处并非只有做正规国行的商家，更多水货商也因此发家。
“我记得2011年中，那时托人从香港进了一批机器，有港版也有美版，但美版基本都有锁（网络锁），但是真便宜，比国行便宜2000左右，一台利润也基本有600-800元。”徐辉这条好汉，并不想提起他当年的勇。同样，他也在北京打拼了几十年。
之后的几个月，水货机开始在国内盛行，而盛行的根本原因是它比国行更便宜，并且同样可以用国内运营商的网络。
李军在后来也听说了这件事，但由于自己从事的是正规苹果的代理，不能知规违规。他只好让亲戚来从事这个生意。
“解锁很受欢迎，解一台50元，因为有锁机过来不能直接插卡用，得越狱后进行解锁才能用。”那时，很多人并不知道解锁是什么，也并不熟悉它究竟是怎样被解开的，更多人的心理是终于能拥有一部苹果手机了。
许志豪把这个现象称为“人群效应”，相对于羊群效应，它传播得更为广泛，甚至连二三线城市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要购买它。“其实你说是国人爱慕虚荣吗？我觉得有一些，但不完全是，还是因为别人没有但你有。”
或许，许志豪的意思是，苹果拥有足够的创新力，推翻了一成不变的手机市场。
毕竟在当时，除了诺基亚、三星和摩托罗拉，在国产手机中没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的确，在2010年和2011年，苹果大肆进军中国市场，全国“大扫荡”就此展开。
就在苹果在中国市场一战成名后的第二年，OPPO并没有开始模仿苹果，而是推出了类似诺基亚N97的机型X903。
一年后的2012年，雷军创办了小米公司，举起了中国互联网手机的大旗。而后，华为独立荣耀品牌，也开启了互联网手机销售新模式。
但在这些从事代理或渠道商们的眼中看来，小米并非是第一个通过网络发售手机的厂商，第一个在中国利用互联网卖手机的人是苹果。后来，小米从线上转战线下，多种操作路径都与苹果相仿。
从iPhone 6热卖，到iPhone XS遇冷iPhone 4的出现，让许多国人认识了苹果。
苹果在其手机发展史中共有四次关键的转折点：第一次是iPhone 4时代，第二次是iPhone 6时代，第三次是iPhone 7时代，第四次是iPhone X时代。
从火爆到低温苹果走过了十年，正是这十年，让这些从事苹果生意的人从风口上起来，又跌落到风口之下。
他们也很痛苦。
2012年，苹果为了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联手富士康在河南郑州设立生产基地，投产后，苹果手机供应不足的现象得到一定缓解。
同样在这一年，苹果爆发了史上第二次质量门事件，手机后壳脱色掉漆。而第一次事件则是众人熟知的iPhone 4信号门事件。
“也有客户找过来的，但我们毕竟只是经销商能做的也有限，只是说有问题找苹果售后解决。”许志豪说起iPhone 5代掉漆事件满肚子怨气。但最终苹果方面也未就该问题给出最终解释，客服统一口径地说，外观问题不予保修。
2014年9月，iPhone 6系列发布，同样它未在中国首发。但却成为了苹果在中国销量历史上的最高峰，达到1.7亿部。“只有6系列能与4代相比，其它几代都不行，包括今天的iPhone X。”许志豪说道。
在那一年，许志豪出货的iPhone总量达到约百万部，其中iPhone 6系列占下半壁江山。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在发售当天忙得不可开交。“从七点多开始电话不断，五个兄弟齐上阵一起打包发货。”
闪送流行于2014年，其实多半是苹果发售为他们带来的客流。
据常驻中关村的刘师傅讲，从2014年入行起，他几乎每年的秋冬都会来到中关村。
“同行们都会在群里提前知会苹果什么时候开卖手机，早上六点起来直奔中关村，距离近的话往返中关村基本要小十趟，远的话就四五趟。”同样，与刘师傅相比，赵师傅在2015年入行，不过他最长居的地方是木樨园。
正是在苹果手机发售的这一天，闪送的师傅们便会像一只只蜜蜂从丰巣中飞向不同的地方，最后又回到丰巣。爆单是在这一天大家经常谈论的话题。
李军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就拿去年iPhone XS系列发售来说，真的叫不到单，闪送、达达、美团齐上阵，叫了半个多小时才有人接单。”
但紧接着，李军叹气道，“苹果现在越来越不好干了，去年的XS Max至今总共才卖出去一百多台，这在往年是无法想象的。”
据李军和许志豪大致统计，在渠道端iPhone XS Max的销量位居新品第一，其次是中端机型iPhone XR，最差的则是iPhone XS。
许志豪说，“因为XS和X没什么太大区别，不像Max和XR都有双卡。”
许志豪向我们透露了大致数据，他去年所销出的iPhone不到百万部，相比iPhone 6时代的百万部天差地别。
而李军并未向我们透露数据，只是说去年靠卖苹果手机的销量比前年少了大半。
去年底，中关村开始淘汰落后产业，鼎好电子城是最后一个搬迁的。从2011年开始在中关村鼎好电子商城开店的李军很是不舍，现在他搬到了距离之前50米的e世界，这里是许多原先鼎好电子城商户的聚集地。
李军没有退路，摆在他面前的是家中的老人和7岁的儿子，压在他肩膀上的唯有努力与责任，他只好咬牙坚守着这个职业。“即然出来了就不能往回退，我还有这帮兄弟陪着。苹果的形式也就这样了，卖卖国产机收支还能达到平衡及盈利。”
开年过后，李军忙碌了起来。越来越多的客户从购买苹果转为了购买国产手机，华为、小米、OV、一加成为了他销售的新主力军。
骗保组织涌现徐辉是一家手机店的老板，他在2013年开始经营手机生意，至今已有六年。与许志豪和李军不同，他的主营业务是维修和以旧换新。
2013年，中国315晚会痛批苹果在中国大陆地区执行与国外不同的售后双政策，此举引发众多消费者的抵制。
苹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在中国更改了售后政策，由原先的不换后壳改为整机更换与重新质保。
而这，为一些骗保组织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正是在这一年，徐辉在业内听说，可以利用苹果售后漏洞，将一台在保的苹果二手机通过官方渠道更换为一台全新售后机。从此，徐辉的“发家政策”显得轻而易举。
那时，一台iPhone 5S的回收价约为2700元左右，去售后换机的成本约为150-200元，由此一来，换出一台新机的成本仅需约2900元，直接售卖便可卖到约3500元左右。
而当时，市面上的全新iPhone 5S价格是4999元，即便从渠道拿货，价格也在4000元以上。
因此，这一举动在业内人尽皆知，甚至发展成了骗保组织，专职从事换新，一些中关村商家也开始利用换新机充当全新机对外售卖，谋取利益。
而这些骗保组织，经常蹲守在一些苹果零售店门口，他们手中提了一箱要保修的iPhone，然后轮番上场去天才吧要求维修售后维修。
“去零售店换新的一般是黄牛，肯定不是经销商或者维修商，他们基本都去授权店直接换。”徐辉口中的授权店便是苹果指定的授权维修商，在这里维修的服务与流程和苹果官方一致。
“因为都是同行比较熟，一般会直接开单换机。”在换机并没有那么严格的曾经，授权店成为了另一部分人的天堂，而换机“重灾区”非百邦莫属。
当时，百邦一些员工与中关村或深圳华强北店家串通，形成了上下两级换机网络，换机成功便可获得“换机辛苦费”。
据一位曾在百邦工作的员工透露，换一台机的费用大概是200元，如果一天换了10台，那么就是2000元的利润。“在利益面前谁会想那么多啊。”
从2013年起，苹果中国的售后政策与美国同等，只要iPhone没有故意破坏迹象，官方售后便会直接换新，但这个政策活生生被中国骗保组织玩坏，苹果不得不调整在国内售后策略，由只换不修改为了只修不换。
对于换机，一身正气的许志豪向“子弹财经”吐槽，“中国一些商家的做法玩坏了游戏规则，最后影响了多数消费者的权益，本来换机是挺好的一件事，现在可好，光返厂修机就要20天。”
目前苹果在中国建立了新的售后机制，经过这些调整后，据苹果公布的数据显示，iPhone在中国售后欺诈行为占比在30%-50%之间。
手机行业进入寒冬“现在管控越来越严，没法做了，很多机器都是修，这样就得压钱，但也可以有部分利润。”徐辉对“子弹财经”说。
徐现在依然在做着这些生意，只是利润已经大不如前。“现在店里都没几个人了，放在两三年前都不是这样。”
往常年底，都会有大批企业找到许志豪来采购年会所需的手机、平板和Mac电脑，但今年他发现来采购的企业越来越少了。“苹果最风光的时候已经不再了，去年连企业采购的人数都少了一半以上，冬天不好过了。”许志豪无奈地说道。
身处中关村的李军也有同样的感受。“一般是11月、12月两个高峰期，因为企业大多是在这时候办年会，采购的也会多一些，今年就光中关村地区已经没几家来采购了。”
在中关村，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搬离，原因是房价租金即将上涨，同样是中关村，ofo没能逃离厄运，甚至一度靠卖固定资产度日。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3%至14.2亿部，首次出现年度下滑，手机行业整体趋冷。
但在双十一，京东、天猫、拼多多手机销量在迎辉煌，各大手机厂商竞相在微博、微信朋友圈中晒战绩，丝毫看不出手机行业整体趋冷的态势。
“实际没有那么多销量，你要知道双十一大批的货从国代放出去，最后经过电商又回流到了我们省市代。你说数据是真还是假？”许志豪抛出了一个问题。
不单单是许志豪，李军和徐辉在这天也异常繁忙。但不同许志豪和李军，徐辉在这一天忙着在天猫的各大电器商城和拼多多薅羊毛。
“京东现在没多少优惠，双十一价格比渠道拿货都高，没法搞，天猫和拼多多还可以，不过利润最大的还是拼多多。”在徐辉的战绩里，他从拼多多一次购买了十多台iPhone XS系列和iPhone XR，加上另外两个店里的员工也购买了几十台机器，预计利润在6000多元。“货到了直接交给渠道商回收，一台几乎200元没问题。”
讲起此事，李军却不以为然，他已经习惯了一切。“这有什么，每年还不都是这样？真正购买的消费者没有多少，尤其一台全新机买的时候七八千，我用二手机都不会每年都换。业内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为了流量。”
“除了厂商，每个人都是得利者。羊毛党从电商买回来直接发给我们，标签都还在，过了双十一能看见市场中几乎每家都在卖贴有京东标签的机器。”许志豪面无表情地说着这些，紧接着话锋一转。
“不过这几年手机的确不好做了，买的人减少了许多，更多的是放给下游渠道的货。”
去年，许志豪的同行朋友问及他是否要接手一批国美手机，被他一口回绝了，他的确听说过国美手机，只是这个手机并没有在市场中卖出几台。
“国美手机没没多少渠道在卖，最后的库存干脆直接扔给其它商家了，有很多都在接手，比如爱回收、顺丰这些商家。”
除此之外，中国移动自家的手机也在清理库存当中，模式与国美手机的操作路径相似。
坚守还是撤退？
“你要说苹果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它的确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包括从体验到设计，现在国产手机做的也很好，我也在卖，甚至有的销量超过了苹果。”
当谈及苹果在中国没落时，许志豪也透露出一丝悲伤，毕竟他是靠苹果发家的，从情感来讲，他也爱着苹果。
“苹果是之前唯一有溢价的产品，也是目前为止最保值的产品。虽然说作为国人应该支持国产手机，但苹果的一些方面我们的确学不会。”
“红时不捧，落时不黑”是许志豪做生意的原则，无论别人怎样，自己仍然坚持着那份正义感，这在当今的生意场上并不多见。
“即便生意做不下去了也不能怪人家，因为你选择了这行就要有敬畏心，也要坚持做下去。就像金立也坑了我不少钱，但最后能怎么样呢，生意不是还得做。”许志豪一本正经地对“子弹财经”说。
李军还在中关村e世界坚守着属于自己的天地。对于苹果，他觉得创新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现在人们对于手机的换机需求并非刚需了。
“国产机现在卖的挺好，但销量方面也放缓了，华为和荣耀的旗舰机买的人的确比苹果多了，但并不像外界说的那么多。”
许志豪说，华为mate 20 Pro系列之所以出现溢价，是与其绿屏门事件有关。“LG供应的屏幕质量出现问题，导致华为产能直接延后。跟iPhone 4一样，本身就没有多少货，买的人又多，溢价肯定随之而来。”
当然，Mate 20 Pro又催生了一些换机组织。“之前很多人不知道可以换机，有收来的二手机直接去售后换新。”徐辉说道。
对于徐辉来说，生活摇摆不定，究竟是坚守还是撤退他想了很久，但最终还是在拼命坚持着。“靠苹果挣钱越来越难了，无论是售机还是维修，X系列的工艺越来越精湛，维修技艺不在是单纯的普通人都能修了，而需要的是一定的技术积累。”
如今，苹果在Mac电脑中升级了加密芯片T2，除了直营店或授权商以外的第三方将无法维修其电脑主板。
未来，苹果是否将加密芯片伸向手机或平板电脑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真是这样，那苹果主板维修几乎没法干了，只剩下换屏之类的。”徐辉无奈地说。这对于从事手机维修的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最挣钱的业务基本都来自于主板级维修。
“对我们的影响基本不是太大，毕竟我们没有维修，而且也不像手机店一样频次不固定，到点我还是要发货。”许志豪斩钉截铁地说。
的确，苹果的升级对于一些经销商来说并无大碍，甚至不伤元气。不过，许志豪最后说道，“明天不知道又会是谁倒下，但我依然会在。”
经销商未来出路在何方？
苹果入华18年，iPhone入华10年。像许志豪、李军、徐辉这样的人，在北京或者深圳，诸多人与他们的经历相仿。
从“子弹财经”历经一天的访谈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对于时代、对于行业的感触与梦想。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些经销商中来自河南地区的比重较大，其次是河北和浙江。
对于常人来说，他们只是一个经销商，只是一个卖手机的普通人，但在他们的世界里，这就是一切，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正是这些人经历了中国乃至国际手机品牌的变革与发展，时代在变，但不变的是大家的情愫与坚守、坚持与艰辛，就像农村人扎根于城市，他们有时的确是一颗钉子，但他们别无选择。
当谈及出路之时，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悲伤情绪。
他们大多数人现在的策略基本一致，在销售苹果手机的同时，也在销售苹果其它产品或其它手机品牌产品。多元化成为了他们的“领路人”，而未来，就像许志豪说的，无论谁倒下了，我都依然在。
这些经销商们大多把青春奉献给了苹果，但苹果回报给他们的却是沧桑。
这或许是一个永远都讲不完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