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见“三个臭皮匠，难抵一个诸葛亮”。理由有三：一是臭皮匠与诸葛亮根本不是一类人，一个是皮匠，一个是军师。前者充其量是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熟皮子、做皮件、修皮货的手工劳动者；后者则是研究天下发展趋势、谋划政治军事战略、熟知天文地理、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治世奇才和军事指挥家。用现代语言讲，二者的社会职业不同。明显不具备可比性。其次臭皮匠与诸葛亮也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前者是处于社会最低层、靠双手劳动谋生养家的人，从事的行当既苦又累。后者自从被人从茅屋陋室请出来后，就一直凭借丰富的阅历、超人的智慧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在魏蜀吴三国争斗中独树一帜，建立伟业，被后人当成“智慧”的化身，成为传颂至今的历史名人。再是，二者对社会的贡献更是天壤之别。皮匠的作用主要是方便了人们的穿用需求和日常生活；诸葛亮的贡献无论是对当时社会历史进程和发展，还是对后人精神层面的启迪，其作用都是皮匠和常人所难以比拟的。总之，臭皮匠与诸葛亮之间是不能用数量多少来相比相抵的。不要说是三个臭皮匠能抵一个诸葛亮，即使三十个、三百个、三千个臭皮匠，也难抵一个诸葛亮。一千头毛驴还是驴，一匹千里马但是马。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便是此般道理。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

哪个国家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越多，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越快。我国正是因为有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玉米杂交专家李登海、核弹之父钱学森、导弹之父钱三强，数学家华罗庚等一批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才能在这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从整体而言，目前我国高质量的知识储备和自主创新能力严重缺乏，整体技术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20 年或更长，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十二分之一；人均受教育年限比世界平均水平少3 年；科学家和工程师仅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出国留学的五十多万人当中，学成回国工作的还不到三分之一；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 ～ 70% 的平均水平。人才结构方面的突出问题是：初中级人才多，高层次人才少；继承型人才多，创新型人才少。据2000 年国家统计数据，我国25 岁～ 64 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过9.97 年，仅相当于美国100 年前国民整体教育水平，比韩国还低4 年。我国人才资源仅占到人力资源总量的5.7% 左右，而高层次人才仅占到人才资源总量的5.5% 左右。即使是现有的国内高层次人才资源中，能够把握世界科学前沿、做出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尖子人才也非常匮乏。鉴于此情况，国家坚持以邓小平科技教育思想为指导，先是于1995 年提出并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和教育摆上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逐步实现了将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造就了一大批懂科技、有文化、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进入21 世纪之后，首先在国家“十五”计划中专章提出了“实施人才战略，壮大人才队伍”的任务，又于2003 年召开了全国人才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并确立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成为国家在新世纪新阶段着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宣言书，标志着中国人才工作进入了全面展开、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从这一战略实施近7 年的情况分析，不断更新人才观念依然需要做出相当大的努力。一是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观念，充分认识对人才培养的投入是收益最大的投入，对人才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坚持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育人才、用人才、引人才、保护人才，创造人才成长和发展的良好环境，让所有人才都能施展才华，勇于创新，为国出力。二是要克服重使用轻培养、求全责备、论资排辈、部门利益等狭隘观念的束缚，在实践中广纳贤才，知人善任。要明了，即使是当年的诸葛亮，也同样既有帮助周瑜火烧赤壁、打败曹操的光辉战例，也有错用马谡、痛失街亭的尴尬纪录；既有七擒孟获的得意之作，也有六出祁山的功败垂成；既创造过木牛流马那种在当时属于高科技的运输工具，又未能劝阻刘禅骄奢淫逸、自毁江山的庸才行径，成了不太合格的相父。人才是人不是神，绝对不能求全责备，以一时成败论英雄，而始终都要以求贤若渴的心态对待各种人才。再是对优秀人才要“拴心留人”。在制度保障、报酬待遇、人才流动等方面，既要更新观念，又要制定相关法律政策和机制，造就更多的当代“诸葛亮”，确保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正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