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抱着这样的想法，2014年春节假期的一个晚上，杨颜和白永祥闯入黄章的家，一呆就呆了一个通宵。

在那之后，黄章重新出现在许久未来的办公室，“魅族出现了巨大的危机时，我一定会出现。如果魅族不在了，我也不想在了”。

在那之前，黄章过了好些年的潇洒日子。在家的时候，他喜欢看电影、听歌、种菜、喝酒，偶尔带着家人坐游艇出去玩玩，但也几乎没有出过广东省。

“我回来就是来搞股票的，用股票这个东西，可以让食堂的阿姨也买得起房”，在春节后的那个内部会议上，黄章这么说。

后来魅族在他的主导下，终于进行了更市场化的改革。

理想主义者黄章重出江湖的这一年，手机市场又多了一位他的同类：刘作虎。

对于刘作虎而言，这一年的空气里都洋溢着胜利的气息。

一加手机的开端堪称完美。2014年5月28日，一加手机发布了第一代手机，“不将究”的口号充满理想主义，《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卫报》各大国际媒体对它不吝赞美之词，唯恐错过一匹黑马。

刘作虎当时最大的恐慌，源于担心供不应求。一开始一加只准备了20万台手机，结果发现市场需求旺盛，于是临时又追加了一百万台的订单。

那一年，刘作虎自己都觉得一加实在太牛了。“好像每个海外媒体评价你很好，你就真的觉得自己很好，甚至有很多老外跑来要求主动加入，不要薪水的那种，只要给他基本的生活保证就好了”。

当刘作虎“抱怨”海外简历看不过来的时候，黄章正在面对的问题却是高管流失。

他曾经认为高薪就可以留住人，让大家好好在魅族干活，并拥有不错的生活，即便是魅族原副总裁、UI 设计总监马麟带着一部分总监和高级经理跳槽加盟乐视，他也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不妥。

直到白永祥也跟他摊牌了离开的意愿——这位前 MP3 工程师在2002年与黄章一起建立了魅族—— 那一刻他才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或许魅族长期的家族式运营，保留所有股票在自己手里的做法，已经很难换取大家的信任和坚持了。

思来想去，黄章决定，忍痛拿出20%的股票和期权，分给公司员工和高管。见到公司保洁阿姨他都忍不住说：“我要去搞股票了，今年除了年终奖还会有股票，以后你买房子的时候就靠它了。”

可惜的是，那次内部会议之后没几天，他又说身体不适，不再在公司出现了。

当时李楠觉得这样就足够了。在重新调整了架构以后，他终于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还找了沈南鹏、郭广昌、周鸿祎、还有王坚，最终帮魅族谈下了5.9亿美元的融资。

然而，李楠或许没有想到，自己作为魅族拉到拯救危难之中融资的功臣，却在四年后被黄章以一句“亏钱的费财”奚落，并最终不欢而散。

四年后，2019年7月，李楠已经几乎不再出现在自己的个人办公室，这个场所变成了大家开会的临时会议室。

再谈到魅族的时候，他说“或许魅族还有机会，直营、零售、连锁加多品牌，再或者是细分的手机市场，但的确都不在主流了，这个没有办法”。

刘作虎开始变得焦虑，事情正在往他始料未及的方向变化。

2015年的一加2手机出现了和前一部手机截然不同的市场反应。一开始，刘作虎想借着一加1的发布乘胜追击，在2015年发布了两款手机、两个系统还有一个耳机，甚至在线下开了45家体验店。

他太焦虑了，用他的话来说，这一年“厂商纷纷脱裤子竞争，搞得这个行业赚钱都变成一件可耻的事情”。

连一向偏安于珠海的魅族也在接受阿里巴巴投资后开始发力市场推广，推出机海战术，销量也从440万台一跃超过2000万台。

于是，那段时间，每天结束加班后开车回家的路上，都是刘作虎最焦虑的时刻，他不断地想：到底一加出了什么问题？跟着厂商进行快速迭代和竞争并没有给一加换来美誉，他也不确定，这好几亿的亏损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赢回来？

同样焦虑的感觉也包围着罗永浩。

价格战打了整整一年多。2016年夏天，罗永浩觉得非常煎熬，在和 CTO 钱晨吃散伙饭之前，他已经密集见了一波投资人，但收效甚微。

钱晨回忆，那次吃完饭，罗永浩很羡慕地说，你可以退休了，但我还要继续坚持。

席间，一个投资人来了电话，决定给锤子一笔钱。罗永浩的眼里忽然又重燃光芒，觉得似乎一切还有转机。

那段时间，罗永浩还找了各种借口去上海出差，为了见一个人。

原华为荣耀产品线负责人吴德周原本只在锤子的发布会上见过罗永浩，也对锤子保持着欣赏但观望的态度。罗永浩一次次地上门拜访，诚恳邀请，最终打动了他。上一次罗永浩展示出这样的诚恳，还是出现在对钱晨的邀约上。

吴德周加入了锤子。

那笔融资没有达成，但锤子很快迎来了一段好时光——事后看来，那是锤子手机距离成功最近的时候。几乎与宣布吴德周成为新CTO的同一时间，锤子科技推出了M系列手机，它外观中庸，没有之前T系列让人眼前一新的设计美感。

可以说，这是理想主义者的一次妥协。

锤子M系列和李楠后来主导的魅蓝有着惊人相似：低价，实惠，符合市场的主流需求。

在那段时间里，它们分别成为挽救锤子科技和魅族出货量的主力产品：M系列出货量超过100万台，是T1+T2两台手机加起来的好几倍。魅蓝的成绩更是卓越，在2014年至2015年，魅族全年总销量突破2000万部，其中魅蓝占了70%。

当锤子和魅族收起往日骄傲，用激进的销售策略抢夺市场份额时，刘作虎却选择了让一加慢下来。

2016年，他把头一年创办的那45家线下体验店全部砍掉了。

“如果说今天线下很火，我去追线下，明天线上很火追线上，如果老是跟着追永远追不上，一定会死掉。对我们来说，活下去最重要”，刘作虎说，生存比短期的好评更能保证一个手机公司的长久。

如今看来，刘作虎的及时止损是对的。毕竟，吴德周的做法也没有真正让锤子免于危难——罗永浩后来的“放飞”把这家创业公司带入了泥沼。

站在故事的开端，理想主义入场者们手里都拿过好牌。

魅族 M8 在2009年12月发售时，几乎每家门店门口都排起了长队。这款被用户等待两年的国产手机价格只有 iPhone 3GS 的一半，性能却更好，上市两个月就销售10万部，5个月销售额突破5亿。

这部让黄章一战成名的手机后来被苹果起诉侵权，于2010年12月停产，但微软中国研究院将它永久收藏，摆放在总部展示柜里。

M8 发布时，距离乔布斯推出iPhone只有两年，那也是黄章距离乔布斯最近的时候。

圈里有人发现，黄章已经具备乔布斯式的极客气质：

他会拿着魅族的原型机在家里捏上一个月，然后对背部的弧度提出修改意见。

他也会为了音响效果，甚至可以拆房子去看看是否是电源线有问题，于是还换了一根价值十几万元的电源线。

后来又觉得地板会产生共振，还换了地板，甚至是灯、变压器和各种线路，都被他换了个遍。

在给魅族修办公楼的时候，因为黄章不满意配色，食堂地板被砸掉了三次。自己家的别墅，也因为没完全按自己的要求做好，而全部推倒重来。

这些细节后来被媒体津津乐道，罗永浩也享受着类似待遇。

这位偏执狂能看出海报上哪怕一个像素的差异，还会在办公室发现蟑螂后打电话让下属去买药，一分钟后又电话叮嘱，你要去街角第三家店买。

再过一分钟继续打，你要具体撒在什么地方知道吗。半小时后罗永浩出现在公司，还是亲手把蟑螂药撒了。

iPhone 在中国市场逐渐渗透后，乔布斯在科技圈被“封神”，这种崇拜在他去世后愈发严重，映射到现实中就是，很多人在潜意识中都希望着中国也能有自己的“乔布斯”。

于是，当罗永浩这位英语老师宣布做手机时，嘲笑他的人很多，默默支持的也不少。后者一度用实际行动撑起了他的梦想，他们包括唐岩那样的投资人，也包括在微博上为之摇旗呐喊的普通用户。

学历不高，中途辍学，事儿逼，偏执，脾气差，注重设计，黄章和罗永浩几乎囊括了乔布斯的所有特点，但遗憾的是，乔布斯的理想主义式成功却没能在他们身上再现。

相比起来，刘作虎显然更接地气。

他很低调，在公开场合或者接受媒体采访时，很少贡献金句。这位出身 OPPO 的理工男多数时候不直接设计，是去找到最合适的设计师，不惜通过一顿顿喝酒磨合来达到双方之间的默契。

“一到周末或者其它休息的时候我就叫他们出去喝酒，喝醉了再回来。工作上可以有争执，有挑战，但最后一定要还能喝在一起，这样才能一起做出好产品”，刘作虎说。

他从来不喜欢别人标榜他是理想主义者，对他来说这种说法略带贬义。

“纯理想主义者，那就变成唐吉柯德了，在这个社会不可能。不要螳臂当车，那就是傻瓜”，在一次采访中，刘作虎说道。

罗永浩不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

锤子手机在供应链端没什么话语权，尤其是在罗永浩不切实际的吹毛求疵闻名业界之后。做 M 系列，就是他试图证明自己也能造出百万销量的手机，从而能在下一轮融资中拿到更高估值。

“如果起不到千万级的规模，在供应链里永远是很疲惫的状态，经常出问题”，他曾经感慨，“这个行业是不许你小而美的。”

黄章也在反复回归。每次在公司门口见到那辆显眼的保姆车，魅族员工们就知道：老板又回来了。

他曾经将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魅族失去了设计的初心。那些李楠主张的全产品线、机海战术、提升出货量等等，黄章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尽管两人的相遇曾经充满惺惺相惜的味道。

为了再现 M8 的荣光，黄章提出了打造梦想机的概念。最近几年，魅族调整过几次架构，还进行了几波裁员，主打方向是做pro 7 和后来的魅族16，并基本停止了魅蓝的运营。

魅蓝由李楠主导，尽管曾经是销量提振最显著的产品，但在工业设计和审美上，和黄章理想中的手机差异甚大。魅蓝之外，原先由李楠推进的项目都被一一告停。他一度想复制小米生态链模式，但是在魅族内部折损了四个团队都没有做成。

在手机这块战场里，黄章和罗永浩都被盖上了理想主义失意者的标签。没人知道这是暂时还是永久。

失意者远远不只他们。

几年前那波造机潮催生的玩家所剩无几。他们曾经野心勃勃，以为手机技术进化到“组装”模式，三星的屏幕、高通的芯片、索尼的摄像头……把这些部件相加就能造出产品，但供应链的门槛之高，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很多问题，并非用钱就能解决。

况且，热钱也在消失。

手机战场从蓝海、红海变成苦海，如今，已经变成少数几家的游戏。雷军曾经感慨，目前手机创新已经进入瓶颈期。在出现下一代革命性终端产品之前，手机行业的竞争是运营效率、专利技术和海外市场的竞争。

这些都并非理想主义者的专长。毫无疑问地，魅族和锤子都被驱逐至战场边缘。

这是黄章和罗永浩凭一己之力难以改变的局面。

李楠后来评价黄章，媒体和公开信息中关于魅族的内容80%都是错的。“我觉得外界有一个很错误的认知，所有这一切都是黄章造成的，但其实不是。”

朱萧木在离开锤子时也表示，对于罗永浩所做的决策都能够理解，很多时候一个企业无以为继未必是创始人一个人的问题。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手机战场里，充满理想主义的个人英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

盈利成为所有玩家的生存命题。刘江峰在重回酷派时曾经感慨，“99%烧钱的企业都不行了。”商业的本质还是应该赚钱。当行业的风口过去，资金紧绷之时，只有盈利才能换取下一阶段突围的可能。

数据也在诉说着艰难。

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19年1-3月，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7307.2万部，同比下降10.7%。而未来情况只会更糟——智能手机市场绝不再是一个适合创业者白手起家的领域。

但刘作虎带着一加活下来了，甚至在全球市场都获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Counterpoint报告中指出，2019年第二季度，旗舰一加7 Pro在印度发布后一个多月时间里，迅速获得印度超高端手机市场（约合4500元人民币以上）26%的市场份额。

刘作虎将其归因于保守。在2019年新年讲话中他说道：

“手机行业这五年变化太大了，但我们活得还不错，核心是我们相对比较“保守”。这是做企业的一点感悟，每天会接触非常多的诱惑，你怎么样能够抵住诱惑，不犯错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

当然，OPPO 体系内的供应链保障，也是一加存活的重要支持。

未来依然充满变数。即便是头部厂商，也时刻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可能。5G的到来或许会带来新一轮的换机潮，位列前五的几家公司都有可能被重新排序。

期间，属于这些理想主义者们的空间已经逐渐逼仄。

但他们依旧没有停止折腾。

刘作虎继续“不将就”，罗永浩已经开始发力电子烟项目，黄章还要继续在魅族上拼尽全力。

他们没有停止脚步，某些程度上，他们也成功了，并被包装成让公众津津乐道的案例，因为，失败者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321XLR对波音的影响会更深远。”Alex说。

空客已经出牌，波音需要决定“跟不跟”，这个答案只有在737Max复飞之后才能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