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孤单地活着，终将孤单地死去，人生不过是一场虚无”。

不讳言，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潜藏着消极的属性；也有人借此来描述抑郁症患者的心理状态。当抑郁被治愈，因为外力的刺激，也可能会再次陷入复发，再次陷入崩溃，严重者，或失去正常的行动力。

诚然，随着社会压力的加大，抑郁症患者也在不断增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目前抑郁症已是全球第四大疾病负担，也是导致患者功能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大约有1/7的人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遭受抑郁症困扰。具体到中国，由于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社会矛盾增多等原因，导致目前精神类疾病的患者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发病率约为6%，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

这一现象也不断进入影视题材。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小欢喜》便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该剧主要讲述了三个不同家庭围绕将要参加高考的孩子而展开的生活现状。乔英子，一名高三女生，父母离异，一直跟着母亲生活。但母亲的关爱，不管从生活还是学习，都使她紧张得不能喘息，甚至觉得在家的每一天都像生活在监狱。

监狱，顾名思义，身在其中的不自由感和各种限制可想而知。家，对乔英子来讲，已经变成牢笼；来自母亲过于沉重的爱，也成为捆在她身上的绳索。从高三成绩下滑开始，逐渐失眠，后来自己偷偷跑去深圳，希望能够参加她向往已久而被母亲拒绝的冬令营；焦急的父母追赶到深圳后，那场对话将亲子间的矛盾推向高潮。乔英子，意欲跳河来逃离母亲以爱的名义对她进行的“控制”，最终被救下，并前往医院进行心理咨询。她被诊断为抑郁症，中度焦虑。

确诊后，医生曾向她的母亲询问过一些相关问题，比如说是否有家族史、平常与父母的关系如何、以及英子父母亲（也就是这对离异夫妻）的关系如何，英子母亲避重就轻地回答说“离异”，  而医生直接问“关系好还是不好”，英子母亲磕磕巴巴地以“不好”的答案结尾。

抑郁症，受遗传基因的影响，但在医生的解释中，可以清楚看到原生家庭对英子心理健康的影响。

剧中，在英子妈妈回答医生问题时有一个镜头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她在回答与前夫关系前颤抖的双手，颤抖透露出她的不安与焦虑；为了能够让英子更快地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其父决定回北京后重新搬回住宅小区“书香雅苑”。当向英子说明他的决定时，英子先是将眼光转向妈妈，这已经成为她的惯性思维，在与父亲的任何接触中，她都会下意识地先征求妈妈的意见，以免引起妈妈的不高兴，令妈妈伤心。妈妈在回应她时，眼神里流露出一种不常见的“怯懦”，仿佛是对女儿的亏欠与抱歉。

然而，一切似乎来得太晚，至少，在这一刻，这种愧疚与对女儿的“讨好”，对英子心理与情绪的好转已是微不足道。

 没有一点喘息空间的爱，成为母女相处的双重负累 。这也是乔英子之所以患抑郁症的根本所在。高考将要来临，她面临着母亲施予的爱的“异化”。

 中国的高中生，近些年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高考压力，这也是中国社会教育焦虑不断蔓延的后果之一。 阶层上升的困难指数不断加大，贫富分化令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阶层间的壁垒难以打破，城市新兴的中产阶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甚至呈现一种疯狂的趋势，然而，这种疯狂更多的是受外力的压迫，呈现出一种并不自主的倾向。家长迫切的愿望转移到子女身上，焦虑开始代际传递，罹患抑郁症，在高中阶段也就不足为奇。

乔英子，只是现实生活中，反应在影视剧中的一例。

 现实，比影视作品，有时候更残酷。

从中学生到成年人，抑郁症越来越高发。甚至有声音认为，在中国，抑郁症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是在社会转型期对未来不确定感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压力。

这种从前只属于少数精英与文艺天才的病症，开始变得“平民化”。在寻求科学诊断的同时，抑郁症也在无可奈何地对抗着社会污名。基于此，理解抑郁症与时代的关系，或者就是理解我们内心与社会的互动。

《新京报》在其“书评周刊”栏目讨论抑郁症问题的相关文章中指出，在今天的自由社会之中，人们陷入了新的精神规训--追求功绩的人同自我抗争，他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从而陷入到一种毁灭性的压力之中。这是一种自我剥削，它伪装成自由的形式，更隐蔽也更有效率，因为它来自于内在驱动，而非外在强制。剥削者同时也是被剥削者，“比起他人的剥削，自我剥削更加严重地导致了自我崩溃”，“这种剥削最终以死亡为终结。”

处于社会这个有机体中的人类，用自我成全自我剥削的方式导致自我的崩溃。在追求“自我实现”和功绩的社会规则下，大家试图用科学“治愈”生存、维护健康，却可能遗忘了生命本身的内涵。

诚然，现代社会的抑郁症与以往存在着不同的生成机制，但公众对抑郁症的科学认识似乎并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困守在原地，对抑郁症患者尚存在着偏见，或者是偏狭的理解，以至于把他们“逼”向一个相对而言更窄的生存空间。

 《走出抑郁》的作者Richard O'Connor指出，多数真正经历过抑郁症的人，都相信自己的身体里发生了一些生物化学性质的变化。 那种情绪的改变，以及对自我、对世界认知的改变，是如此深刻且不可抗拒，让人感觉自我像是被异物入侵了。“我们感觉不像自己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外来之物侵入并改变了我们。”

从这个意义而言，抑郁，某种程度上是被“创造”的；创造的主体，是抑郁症患者，而生存的环境，则是这个更加趋向急功近利的社会。故而，它不应被置于道德审判的境地，忍受着社会的污名，比如类似“草莓族”的指控，这项指控本身就暗含了对抗压能力的嘲笑。

他们以个体的意志，对“控制”以及社会的规训进行反抗，用某种削弱自我的方式对既定的现实原则进行反抗。也许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抑郁症患者，处在社会道德的彼岸，与发展着的社会格格不入；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抗性难道不是对强调急功近利价值观与信息网络环境的一种对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