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科技圈最神秘的成功创业者？如果把答案锁定在大疆创始人汪滔，相信不会引起太多争议。
我们很少能在公开活动上看到他的身影，在大疆内部，汪滔还严格要求所有相关部门不能对外传播自己的照片，而你看过的，很可能还是假的。
一位大疆内部人士向腾讯《深网》透露，2016年左右，低调的汪滔因为担心形象被曝光带来安全等问题，特意安排工作人员找模特拍摄了一组商务风格的定妆照，并替换了此前外部媒体传播的照片。由于外形服饰与汪滔颇为神似，加之是为数不多能找到的汪滔高清照，往往被许多媒体误用。
汪滔，这位开创了一个新的无人机时代的强者的内心，似乎从未向外界真正打开过，看上去个性十足，而又充满了神秘色彩。据了解，汪滔对于此前所有媒体有关自己的细节报道都颇为不满。
谁是中国科技圈最像乔布斯的创业者？从偏执的个性、对产品的完美主义追求、以及产品颠覆性和全球影响力来看，不是雷军，不是贾跃亭，更不是罗永浩——这个人也许是天才汪滔。雷锋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汪滔对一颗螺丝拧的松紧程度，都有严格的要求，这与他欣赏的乔布斯有着极为类似的特质。
“我很欣赏史蒂夫·乔布斯的一些想法，但世上没有一个人是让我真正佩服的。你所要做的就是比别人更聪明——这就需要你与大众保持距离。如果你能创造出这种距离，意味着你就成功了。”
当汪滔在唯一一次接受《福布斯》专访时表达出上述观点时，他离乔布斯更近了。
尽管这听上去颇为傲慢，但汪滔确实有这样自信的资本。自从2006年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宿舍创业以来，他逐渐将所有的竞争对手远远甩在了身后，并一手缔造了大疆在消费级无人领域的统治地位。在最新一轮融资中，大疆的估值已高达240亿美元。Frost & Sullivan的分析师迈克尔·布雷兹曾评价：大疆开创了非专业无人驾驶飞行器市场，现在所有人都在追赶大疆的脚步。
不过，这家明星创业公司如今也开始遭遇自己的成长烦恼。
2017年开始各地陆续出台的“禁飞令”导致无人机的使用场景受限，无人机的销售增长也随之变缓。已于2019年初离职的一位大疆员工告诉记者，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大疆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消费级无人机订单量出现明显下跌。一位大疆官方人士否认了这个说法。
面对市场增长瓶颈，无人机厂商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各细分领域，从2C转向2B成为必然趋势，面临内忧外患的大疆开始加速转型以寻求新的突破。但大疆的多元化拓展并不算顺利，特别是在农用无人机等领域，大疆没能保持此前无往不胜的局面。
业绩压力则是大疆年初反腐运动的导火索。“大疆真的是业绩出现了一些问题，它才去降成本。通过降成本的一些操作和调查，发现确实有腐败的问题。”一位从2017年底开始参与了大疆成本控制的内部工作人员告诉腾讯《深网》，成本优化调整涉及包装、结构、供应链等多个业务环节，大部分业务优化比例超过10%。
在这个过程中，汪滔一贯强势的管理风格，把成本控制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决绝的刮骨疗伤式的反腐运动。接下来的时间，打开业绩增长空间、管理的反思和修正，将是这位天才创业者面临的两大考验。
孤独高傲的天才
“这个世界太笨了，笨得不可思议。工作以后发现，不靠谱的人和事太多了，这个社会原来是这么愚蠢，包括很多很出名的人。”
2016年，《中国企业家》记者与几位女性企业家同行考察大疆，汪滔难得打开话匣子，私下透露出部分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汪滔的办公室门上写着两行字——只带脑子，不带情绪。摄影：邓攀
汪滔大学期间学业并不算出色，“汪滔是否比别人更聪明，这我倒是不清楚。但是，学习成绩优异的人不见得在工作中就表现得非常突出。”大疆的早期顾问和投资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评价。
大疆后来的成就让汪滔有足够骄傲的资本。公开数据显示，大疆目前占据全球消费机无人机七成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九成以上。除了稳坐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霸主之位，大疆成功本身的意义还在于，它是第一家真正意义上引领世界科技潮流的中国公司，《福布斯》曾将大疆的成功与柯达、戴尔和GoPro相提并论。
汪滔对技术和市场的敏感、对细节的精益求精、高效的竞争策略、坚持不懈的研发投入以及如今很多成功者都会自谦的运气，都是汪滔和他带领的大疆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这位孤傲的天才，却时常注意保持着与外界的距离。选择低调而回避媒体的成功企业家不在少数，但是像汪滔这样几乎不接采访，甚至刻意控制自己照片流传的情况也确实罕见。
多位接受采访的大疆内部员工透露，他们也很少能在公司看到汪滔露面。“他不是一个经常会和员工打招呼，和员工很亲近的这样一个人。”对于一些大疆员工而言，看待汪滔心里更多的是畏惧。“最好离他远一点，说不定你离他近了看你不爽。”
如果横向对比一些企业家，比如雷军很喜欢和小米的员工一起过年过节，汪滔则从不会有类似的举动。“他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人，他看我们这些人可能都不屑一顾的。”这是在《中国企业家》的相关报道刊发之后，一位大疆员工的内心真实感受。
上述大疆员工对于老板的畏惧，也源自汪滔一贯强势的管理风格。
时间回到2006年，和汪滔一起创业的两个同学由于工作和学业选择，很快就脱离了大疆，汪滔随后在社会上招聘了三四位员工。他对这些员工难言信任，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汪滔会要求员工写时报，汇报自己每小时的工作内容。由于汪滔强势的个性，加之公司缺乏早期愿景和成熟的商业模式，大疆成立之初就内部纷争不断。
大疆开始不断流失员工，有些人觉得汪滔很苛刻，在股权分配上很小气。到了2009年，创始团队的所有成员几乎全部都离开了大疆。汪滔在2015年接受《福布斯》采访时曾坦言，他可能是一个“不招人待见的完美主义者，当时也让员工们伤透了心”。
汪滔与前员工的不欢而散还曾发生在高管上。2011年8月，汪滔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曼西市举办的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大会上结识了科林·奎恩，后者是一名航拍手，同时也是大疆的用户。当时汪滔有意拓展北美市场，于是顺手推舟邀请科林加入大疆北美分公司，科林获得北美分公司48%的股份，负责大疆在北美地区的销售和部分英语国家的营销工作。
科林堪称营销天才，他为大疆想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未来无所不能”（The Future of Possible）。他还借助明星资源在社交媒体上宣传禅思云台和 “大疆精灵”无人机，让很多普通消费者认识了大疆。
科林一开始与汪滔的关系不错，汪滔曾回忆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销售员，他的一些想法有时让我深受启发”。也部分得益于科林·奎恩的营销工作，2013年，大疆推出的Phantom无人机（大疆精灵）在北美市场大获成功，不过两人的关系却开始渐行渐远。
科林·奎恩在社交媒体上自称是大疆的CEO，还将所有开发“大疆精灵”无人机的功劳揽到了自己身上。更糟糕的是，他还在汪滔未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答应了大疆与GoPro的合作，根据合作协议，GoPro将获得三分之二的利润，这是性格强势的汪滔绝对不可能容忍的。面对这位失控的美国高管，汪滔很快做出了反击。
2013年底，在双方关于股权赔偿的谈判未果后，大疆锁定了北美分公司所有员工的电邮账户，并将所有客户订单重新导向中国总部。2014年初，许多大疆北美分公司的员工遭到解雇，奥斯汀办事处的资产也被清算。科林随即将大疆告上了法庭。科林和很多遭解雇的前员工后来加入了大疆当时的竞争对手3D Robotics，这家由《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创办的明星公司，曾一度是大疆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最大的威胁。
除了因为强势的个性与员工不欢而散，与前高管打官司，前高管加入竞争对手公司等糟心事，汪滔还需要处理形形色色的商业间谍活动。
大疆的成功一度让无人机创业变得火热，热钱涌入的同时很多山寨厂商也都希望在这个行业分一杯羹，一些公司试图非法得到大疆的设计。汪滔曾处理过的内部员工泄密事件中，一位因为没有得到足够股份而离职的员工卖过山寨大疆的飞行控制器，另一位离职员工则把大疆的设计图纸带走后卖给了竞争对手。
汪滔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在管理上，他在2015年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表示：“如今我做的更多是管理工作。至于我最喜欢的产品，我不得不依赖于我的同事。”
但是，经历了泄密事件的汪滔在信任上受到了伤害，很难再完全信任自己的员工。
为了防止敏感信息泄露，大疆会为内部员工单独配发工作手机，对员工的电脑和邮件也严加管控。一位在大疆工作多年的前员工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离职经历，他上午9点左右收到公司的离职通知，紧接着就发现自己的电脑和邮件已经无法登陆，他当时甚至还未签离职协议。在媒体的相关报道中，类似的遭遇并非罕见。
此外，这位认为“世界笨得不可思议”的企业家对员工的能力也保持怀疑，据《中国企业家》报道，“有时，他们开发产品过慢，我都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批评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正在做一些愚蠢的事情还是在偷懒，或者他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并为之努力。”
汪滔，这位开创了一个新的无人机时代的强者的内心，似乎从未向外界真正打开过。来源：大疆提供
上述在大疆工作多年的前员工透露，对于业绩未达标的负责人，汪滔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替换，比如汽车业务的研发团队。汪滔现在不再要求员工写时报了，但是强势的管理风格并没有改变。
这种强势有时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一位大疆经销商曾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大疆做农业无人机之后，一位地方上的农业口政府负责人要去大疆考察，牵线的人向大疆提出，这位负责人去了之后通融一下不要在门口出示身份证登记了。最终，这番预先的提示没有起到作用，该负责人被门卫拦下检查身份证，场面一度尴尬。
2015年年初，汪滔想出了“激极尽志，求真品诚”八个字，把它视为企业文化的内核。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无疑是由创始人决定的，汪滔的办公室门上写着两行字——只带脑子，不带情绪。技术出身的他鲜少与公众接触，偶尔言辞激烈却一直表现出极致的理性，只是这种个性延续到企业管理上时，便给人强势和高傲的印象。
同样，汪滔对外部投资机构也表现得很强势。大疆在2018年4月初的最近一轮股权融资中，采用了竞价这种超乎寻常的融资方式。根据大疆设定的竞价规则，投资机构必须首先认购一定比例无收益的D类普通股，才能获得B类普通股的投资资格，D类股本质上是一种“无息债”。
大疆当时表示“公司过去现在都没有明确的IPO计划”，而从大疆为投资机构设定的退出方案中也能看出它的强势。大疆给出的退出机制是，三年锁定期之后，投资机构可要求大疆进行回购，或由投资机构进行旧股转让。具体到回购上，投资者可要求大疆回购其持有的D类股票，但是回购价格按照投资成本价。同时，大疆将有权选择是否按照最近一期官方估值回购投资者持有的部分或全部B类股票。大疆行使该项回购权时，投资者有义务将回购的股份按照最近一期官方估值出售给大疆。
大疆考验：业绩还能飞多久？
大疆一贯的底气来自良好的财务数据。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大疆营业收入为17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6%；净利润4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3.2%；2017年，大疆消费级无人机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70%，消费级无人机业务占大疆营收总额的85%。大疆在去年四月份的融资文件中披露，其2012年至2021年收入复合增长率预计超过90%，净利润复合增长率预期则超过70%。
所以尽管条件苛刻，而且大疆上市时间未定，但依然有近百家投资机构在上一轮融资进行了竞价，首轮竞价结束，认购金额超出较计划融资额近30倍。为筛选出合适的投资者，大疆不得不开启第二轮竞价。
强势的内部管理、高傲的对外态度，这些在大疆的高速增长面前都不是问题，可一旦公司增长受阻不得不转型以寻求突破时，很多长期被高速增长掩盖的问题就会显露。
据IDC数据预计，到2023年，无人机市场的整体规模仅约为334.1亿美元，具体到大疆主要营收来源的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就更少了，这意味着大疆发展面临明显的瓶颈。
2017年，各地陆续出台的“禁飞令”导致无人机的使用场景受限，无人机的销售增长也随之变缓。无人机厂商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各细分领域，从2C转向2B成为必然趋势。大疆也意识到，消费级无人机市场进入稳定期后，必须快速布局企业级市场。
大疆成立了行业应用部，面向不同行业提供专业解决方案，根据具体案例研发产品，再由专门的研发团队为客户提供支持。
然而，大疆在行业级无人机市场的布局没能像在消费机无人机市场一样顺利。在大疆2017年175.7亿元的营收中，消费费级无人机业务的营业收入为149.3亿元，行业级无人机销售额为26.4亿元；2016年，两者营收分别为78.26亿元、19.57亿元。消费级无人机90.1%的营收增幅远高于行业级无人机的34.9%，前者占总营收的比例从2016年的80%上升至2017年的85%。
也就是说，大疆对消费级无人机主业的依赖反而加重了。
另外，在可能媲美航拍、最有前景的农业无人机这个细分领域，大疆面临主要对手极飞无人机的竞争。尽管过去几年里，大疆延续了此前的竞争策略，凭大体量，只要极飞发布新品，就发起一轮大降价，但是2017年，极飞还是超过了大疆，成为农业无人机细分行业第一。这是大疆以往所向披靡的“神话”首次受挫。
腾讯《深网》从接近大疆的知情人士处得知，大疆内部判断行业级无人机市场并不会在短期内爆发，大疆无人机目前在这一市场也仍处于从试点到普及的阶段。
大疆2B市场的销售KPI与消费级市场有所不同，而更大的考核压力在消费级市场一侧，一方面是消费级市场比较稳定，大疆也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消费级市场给大疆带来的收入和利润都比较可观。
然而，大疆在其主导的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也并不能高枕无忧。一位2019年初从大疆离职的前员工向腾讯深网透露，2018年下半年开始，大疆订单量出现明显下跌。大疆2017年年终奖普遍为6~7个月工资，而2018年年终奖仅为1~3个月。年终奖的大幅缩水也折射出了大疆遭遇了困境。
大疆目前还未公布2018年的营收和利润数据，但是作为消费级无人机霸主的大疆从2017年开始就感受到了行业的天花板，于是从2018年初大疆就开始了降成本运动，包括物料成本和人力成本，此后降成本项目在大疆内部的优先级越来越高。
随着管理变革的持续推进，很多公司内部积压已久的管理问题也开始显露，其中供应链的贪腐问题和大疆的处理方式更是让该公司一度站到了舆论的风口。
汪滔在给新员工的寄语中写道“DJI（大疆）是一方净土，只有纯粹的创业和为梦想而生的艺术家。”这种理想主义的心境让大疆保持了对产品和技术的极致追求，但是供应链采购这种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环节却容易被忽视，伴随着大疆的快速扩张，蛀虫也同时滋长。
事实上，汪滔早已意识到供应链中存在的贪腐问题，他在2015年接受《福布斯》专访时就曾提及大疆采购部门的问题，“供应链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回扣。每个月我们的采购量高达数千万元人民币，所以就算采购人员只拿1%的回扣，仍然是很大的一个数目。”也是在2015年前后，汪滔对采购流程进行了重点管理，然而贪腐问题并未消失。
2019年1月17日，大疆发出内部公告称，在内部管理改革梳理内部流程时，发现在供应商引入决策链条中的研发、采购、品控人员存在大量腐败行为。大疆在内部公告中称，2018年，因内部腐败问题，大疆预计损失超过10亿元。大疆表示问题严重、移交司法处理的有16人，另有29人被直接开除。同时还在公告中公布了涉及贪腐的人员名单。
但是部分前员工的说词以及对媒体的爆料却让随着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
1月17日，一位在贪腐名单中的大疆前员工隔空喊话大疆创始人汪滔，他在微信公众号海伦星球《至Frank的一封信》中写道：“抓典型可以，但也得讲求实际证据吧。如果非要这么做，那就是瞎搞。公告贪腐名单上面的人，一半以上都是冤枉的，被扣帽子的。”
这位曾任职于大疆采购部的前员工随后接受《今晚财讯》采访时透露，（2018年初大疆开始降成本后）由于采购部门降成本的进度比较慢，让领导不满。于是，到了2018年3月，原来采购部门的人就逐渐被开除。由于公司觉得之前的物料采购价格太贵，所以要求新的采购组必须把原因查出来。提出的要求包括：必须要给（贪腐）名额出来，不仅采购组，研发组等也要查。
而在大疆的离职员工群中，有离职员工表示“（贪腐名单中的）很多人应该是莫须有的”，“17年初说是招人招多了，19年初说是有人贪污了。”另外，在一些大疆离职员工的爆料中，甚至将大疆的反腐运动归结为大疆内部的派系斗争。
1月30日，大疆又发布公开信，回应部分离职员工对公司反腐问题的质疑。大疆在公开信中表示，公司治理职务腐败的工作一而再、再而三被挑战：一些被辞退的涉事员工自我辩白，在公司内外添油加醋地散播谣言，将负责反腐内审工作的同事描述为派系社团，掩饰甚至美化自己的工作过失与不当行为。
无论是将涉贪员工移交司法机关或是直接开除，还是尚未被证实的内部“贪腐名额”，亦或是言辞激烈的回应被辞退的员工添油加醋地散播谣言，大疆在那场反腐运动中的斗争方式可谓决绝。
据了解，最新的进展是，大疆内部已将推进廉洁作为长效的体制建设，其反腐工作仍在继续。值得注意的是，在深圳市政协六届五次会议上，大疆创始人汪滔还提交了《关于加强企业员工廉洁从业建设的提案》，汪滔在提案中呼吁通过企业与政府的配合，在行业中建立“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的诚信档案数据库”。
大疆的高速成长暴露出种种问题，在应对的过程中，汪滔强势的个性和深入骨髓的工程师思路被移植到了大疆的日常管理上，这就很容易做出非黑即白的判断和决绝的斗争方式。
某种程度上，汪滔和乔布斯早期的公司管理风格类似，但无可否认，乔布斯的助手库克在全球供应链等各个领域的管理经验，也是苹果商业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么，技术出身的汪滔，是否也需要一位属于大疆的库克？
当然，在现阶段，刮骨疗伤后的大疆更重要的任务是维系亮眼的业绩增长数据。
腾讯《深网》从大疆内部了解到，大疆正在持续推进其在行业级无人机领域的布局。随着大规模春耕临近，大疆此前发布推文提醒农用无人机的老用户要开始注意及其检修保养，准备迎接农忙。而大疆新款农用无人机T16也陆续交付，大疆内部人士认为这款提供果树模式的无人机为大量果园普及无人机植保提供了可能。
在行业无人机的另一大使用场景-电网巡检方面，大疆目前和南方电网以及国家电网都已建立起了广泛合作，大疆在不久前刚完成了一批提供给湖南电网的无人机交付工作，拉开大疆今年电网巡检无人机交付的序幕，这有利于无人机巡检的进一步普及。
大疆的无人机还出现在了近期的几次应急救援现场，无论是媒体还是消防无人机，都能见到大疆的身影。这些都表明，大疆无人机的技术性能和可靠性依旧是其布局行业级无人机的筹码所在。
另外，相比于此前“禁飞令”等政策的负面影响，短视频的崛起为消费级无人机提供了更多的使用场景。一位大疆内部人士认为，短视频消费和制作的爆发利好大疆无人机的销售。而从短视频扩展到整个文娱市场也同样如此，随着整个文娱市场的崛起，作为生产工具的无人机也必将会迎来爆发。
整体而言，大疆在行业级无人机领域仍处于从试点到推广的阶段，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则面临短暂的阵痛，但对于大疆来说，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汪滔和他治下的大疆如何改变固有的工程师式的管理思路，来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内外矛盾以及快速变化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