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扬位于门头沟的家到百子湾上班，东西横跨大半个北京城，全程接近两个小时。每天下班后，这条重复乏味的通勤路上，满天星斗照在他的脸上，喧嚣的风声传到他的耳畔。他越来越熟悉这座城市昏昏欲睡的姿态。
工作日的上午九点，张扬都会径直走到二楼技术部的工位，一坐就是一整天。15、16岁的男孩沉迷计算机世界，启蒙自一部谷歌纪录片，那时他就梦想着拥有一个自己的格子间。
这么多年，所有努力都在接近硅谷的极客环境，到培训机构报名，自己买教程学习，投身专业不对口的计算机领域。
作为一个运气和神秘兼有之地，互联网公司吸引了大批人才、客户和资金。2017年8月张扬入职北京某互联网共享汽车公司，随后一年多里的大撤退给他留下了鲜明印象，公司从复兴门搬到竞园再到百子湾，从二环到三环再到四环，随着地址偏远和空间变小，租金越来越便宜。
有时候，同事间也会感慨，第一次搬家下午茶撤走了，第二次连上午茶也没了。软件测试员张扬没有对两次搬家做出评价，他比较满意这家公司，快速的成长环境和惜才的伯乐正是职业生涯的必需品。
2018年10月的一天，HR来到技术部工位区，把张扬叫到了会议室。对方以公司经营不善为理由，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和赔偿承诺摆在了他的面前。短短的两个月里，一对一面谈从二楼技术部到一楼市场运营。公司规模从300多人到不足50人，公司组织从紧密变得支离破碎，整栋楼一下显得异常宽敞。
每一天，像张扬一样被迫从正常轨迹中离开的人中，有阅历匮乏的应届毕业生、充满志向的行业看好者和开启新旅程者。不论资历，他们独自站在寒冷的城市街头，来到陌生的公司，投出简历，在经济新常态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通过不断调整期待使自己获得一份工作。
一过去一年（截至2018年12月31日），在百度搜索关于“裁员”的新闻有2780000条，整整36页发生在2018年。比起被称为“寒冬大逃杀”的2016年，加了6页。
从可查数据来看，2018年整体就业景气指数不如上一年，其中备受关注的互联网行业指数从第一宝座跌落到前三之外，从2017年同期的12.62下滑至4.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义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体就业形势平稳，承认个别企业、地区正在面临一些新挑战。
“原本觉得这个事轮不到我”，软件测试工程师张扬说。他所在的技术部门是保险保障中心，一直以来都是核心部门，部门直属领导和下属之间相处融洽。长夜将尽，他在家待业时间已经长达两个月，做项目的日子成了旧日历。这个裁员风波的亲历者，第一次面露愁容。
12月26日，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张扬突发奇想在知乎上一道关于互联网裁员潮的问题下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把个人微信号挂在知乎评论里，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一份新工作。同一天，他忐忑不安踏出家门，去一家在线教育公司，面试陌生的新媒体运营。
后来在电话里，提起四年里频繁更换了四份工作，突如其来的转行，他向界面新闻说，“我也不想啊。”
众人周知，公司裁员行动往往暗中进行又以喧哗收尾。通常在员工个人爆料后，这些行动在新闻报道中广为知晓。行业的不透明度增加了人们的困惑，让大势裹挟下的个人手足无措，不得其解。往往发布公开声明的公司都有一个人才优化的理由，似乎没有兴趣做出更多的解释。
随着外界密切关注斗鱼紧急裁员，媒体报道把“裁员”相关百度搜索指数于12月6日推到了顶峰。吴缘秋所在的整个斗鱼深圳团队70多人全部解散，她大为光火，用一种戏剧化口吻说“像进了传销组织”。
所有事情都不给理由，工作期间部门全员绩效C等（不及格），导致最后拿到的赔偿金额减半。先签字的前40个人，每人拿到了5000元奖励包。
下发通知的第二天，有人还在准备做工作交接，有人还没从离职中缓过来。位于深圳科兴科技园B座九层的斗鱼办公室，停水停电停网，清洁工扫荡每个角落，这是全员扫地出门的最后景象。
这次经历被吴缘秋归于一种背叛和不得体，对她的打击很大。以遣散为前提的绩效低分，让人怀疑裁员方式是否合规。
然而，互联网行业变化快算不上一种新现象，而是常识，从业者对这种行业局限性感受深刻。“今年是朝阳行业，明年就是夕阳。”吴缘秋对界面新闻说，“有时候是你被迫要换工作。所以导致你在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年限不是特别长，人家会觉得你工作年限不长，就是待得不踏实，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二发轫于1998年，互联网刚刚迎来第一批早期拓荒者。二十年里，它经历了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发展时期。根据公开数据，近一年（2017年10月～2018年9月）里32家互联网概念的公司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总市值超过2000亿元，掀起了上市热潮。
这块流淌着奶与蜜之地，充斥着极具诱惑力的句子，散落着白手起家、创业致富的传奇。2018年一季度，互联网行业平均招聘薪酬达到10700元，并且互联网技术岗位继续对高薪岗位排名实现集团式垄断。美团员工易慧的有限人生经验里，第一份工作正是“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的开始。
2018年，820万应届毕业生对这个行业趋之若鹜。然而，只有部分祈祷得到了应许，17.49%的人敲开了这扇门，还有2%的人被拒绝在门外。
光环围绕之下，易慧已经在这家互联网明星企业工作一年半，享受大厂水平薪资和今年20%的薪资涨幅。身处舒适区，手上都是简单重复的工作，于是她收起了戒备和斗志，脑子里装着一份职业规划初稿。她二十出头，打算埋头攒经验实现2019年底跳槽，并且已经把转行列入了未来待办事项。
变化来得比想象中更快，蛰伏八年的美团于2018年9月正式赴港上市，易慧现在回忆起来情绪复杂。此后，公司亏损扩大和裁员的消息相继传出，有人回忆会议室里的那场残酷宣判，“免交接免闲扯，3分钟结束美团职业生涯”。总之只有12月21日前签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N+1的赔偿金才能拿到手。
有同事拖了三天，易慧毕业工作不久，没有拖沓当天就签了。
这种情况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12月5日，从降低用工成本出发扶持就业存量，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提出，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
46662名员工构成的美团庞大帝国中，易慧只是其中一颗不起眼的螺丝钉，“我觉得很无奈的一点，其实我们部门总体来说是盈利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裁员到底是什么标准。”她后来猜测，这次0.5%的美团裁员中，“我们组我感觉其实没有那么多需要做的事情，多少有点冗员”。
失望蔓延到南部沿海城市深圳，杀死了吴缘秋的互联网江湖。她回忆，最初看中游戏直播公司和行业的发展前景，斗鱼在外口碑好，算是五年的互联网经验里的一次走眼。这家体量几千的大公司“特别渣”，用C等绩效搞坏了员工的能力和人品，无关金钱，无异于刻下一道耻辱。
有时候，互联网职业生涯可能就此划上句点。经过吴缘秋的切身体验和一番分析，“我觉得在经济形势这么不好的情况下，能找到一份自己收入也好，职位也比较满意的工作，对行业已经不那么在意了。”受伤的年轻人不忘提醒自己，顺其自然，心态开放。
虽然面试接二连三，一个月过去她还没拿到一个offer。“不是我选择工作，工作也会选择我”这句话也被慢慢琢磨透了。
三对失意的互联网人来说，换工作并不可怕，跳槽也被他们视为涨薪最快的途径。与之对应，他们的另一执念就是价格和价值对等，在这个以能力为导向的地方，个人能力越高价值自然越高。至少易慧觉得，“你真的值这个价格，他不会因为环境不好给低”。
他们有自己的互联网行业标尺，张扬知道一名拥有四年经验的中级软件测试员价值多少。有时候还会参考同级别的同行，有时候浏览招聘网站的招聘信息。四年前大专毕业时，他的口袋里每月都能有6000元，接近平均薪资的1.5倍。
总而言之，期待和实际薪资水平之间的差距，让张扬犹豫徘徊、望而止步。他反复调整薪资，其中包括了两次上调和两次下降。11月份的第一次面试失败，他内心觉得“工资可能要得有点高”，回到家把薪资往下改一改，薪资涨幅从30%下调到了10%。
很少有人仔细想过，外界释放出的各种衰落信号。张扬费了点时间才弄清楚，今非昔比。本以为两、三份简历的时间就能找到工作，这种错觉直接导致他赋闲在家半个月。
直到十一月中旬，他踌躇满志地投了将近20家，但是一个半月里只正式面试了四家公司。这种个例反映了今年互联网行业就业异常惨淡的本质，招聘职位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1%，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需求的负增长，职位的收缩幅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然而，态度的转变却未必能跨越一次面试，让他拿到一份工作。那家在线教育公司面试官向他表示，一周六天，朝十晚十一，月薪无法和前一份工作持平，打车不报销。这种待遇全面降级的情况下，张扬坐不住了，不想放弃本行选择一种更为艰难的赚钱方式。
“瞬间觉得还是互联网行业好，还是做技术好。”如果要在27岁学习一门新技术还接纳入门级薪资，半分计算，半分无奈，这个当时跑赢大多数人的市场佼佼者没办法放下。
距离北京两千多公里开外，吴缘秋也成了深圳年底数以万计求职大军中的一员。
一个月以来四处奔波，无数次主动出击且毫无回音。但是吴缘秋始终觉得，不是个人绩效能力问题，并不会为了这次裁员降低个人薪资标准。
虽然工作年限、工作单位、所在城市都不同，吴缘秋和易慧两个人尽力寻找安全感，并且在选择下家这方面达成了共识：通过选择有大背景的大公司来规避风险，同时兼顾个人发展前景和公司发展前景。不过，后者从实习生转正，没有体会过狂投简历、赶赴面试的疲惫以及挫败滋味。
一旦失去庇护后，让易慧担心的问题可能源源不断地出现——一年半的工作经验、过去的C等绩效。相比工作经验丰富、技术实力强的人，她很清楚自己找工作“会难点”。
四在繁忙拥挤的北上广深，出租车从灯光明亮的写字楼外飞驰而过，无意间错过了成天成夜伏于桌前的那群人。
互联网从业者的价值观念里，从生活状态到消费理念，都共同见证了行业的高速发展和已逝青春。单身和长时间加班已是生活常态，45%程序员每日工作10小时以上；四成程序员处于单身状态，明显高于非互联网从业者24%的比例。根据四位受访者所透露，他们早就习惯了工作快节奏，生活被挤压。
过去四年，张扬的活动范围基本以公司为中心，交友半径不超过五米。他生活内容单纯，吃穿用度上不提要求，在家还会自己下厨，一年长途旅行一次。也有处于时刻待岗的状态，第二家保险公司的工作群长期闪烁不停，上级吼了一句话，他就急忙翻开电脑处理，这是发生在家的唯一紧急事件。
在互联网的史诗中，张扬这样的人只是一个字节，却绝不是个例。
事实上，技术岗位的职业发展渠道可以划分成两个阵营，一直做技术，一名阿里巴巴程序员的任务就是努力攀升P序列职称体系，还有就是做管理。对前者来说，不得不内部消化升级迭代压力，转化为动力。行内人都感受过技术更新的压力，如果要跟上来，只能从深夜加班后和周末的时间挤一挤。
因房价下降，张扬在几周前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次购房已经掏光了他所有积蓄，现在脑子里装着每月要还的房贷数字还有失业焦虑，以后如何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还是一个问题。
相比把青春、爱情、婚姻和事业通通交给公司的年轻人，技术支持员吴语平静得多。她所在的苏州互联网金融公司通知裁员时，恰逢计划备孕的人生新节点，浪迎上了浪，平稳过渡。
如今，回头总结这些年的风光时刻：“涨薪幅度给了自己一种错觉好像工资会一直涨上去”。膨胀现实直接塑造了吴语的消费观。一是，更加注重品质而不是价格；二是，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
2015年，苏州房价还像螺旋一样不断攀升，以租房体验差和需求旺盛为由头，吴语和丈夫两人成了恐慌性购房者。时间比原计划提早了两年。
不过，所有人都比较愿意谈谈即将到来的春天，工地开始接新工程、建造新的房子，向上一层又一层。上班族们再一次调整在社会上的期待和位置。张扬也不再轻易有什么幻想，只希望“还得起房贷”，只希望至少相亲的时候，也得有个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