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我的数字化工作

走进我的办公室，你会发现这里已经没有什么纸质文件。办公桌上，三台显示器一字排开：左边的屏幕显示我的电子邮件列表，中间的屏幕上通常是我正在阅读或回复的电子邮件，右边的屏幕则用于浏览网页。这样，在工作的时候，我就能够随时察看是否有新邮件。收到新的邮件后，我还可以一边阅读，一边打开电子邮件中的链接，浏览相关网页。

今天，提笔写信已经成为一件稀罕事，人们不禁担心：会不会有一天电子邮件也会变得如此呢？对此，我的回答是“不!”因为你总有些信息是想针对特定的一批人的，而且你还想让他们知道，你在以信誉担保，接触这些信息不会出现问题。所以，电子邮件将永远是交流的一种方式。

15年来，电子邮件是我最主要的工作方式，只用两个电子邮件(分别是工作的和私人的)，我就能应付一切。最终，那些电话号码都将被扔进垃圾堆，所有的事情都会围绕着邮件用户名进行。但我很难习惯即时信息，如果那样，会有多少人来打扰我？如果我拒绝他们，他们又会怎么想？

每天我都要收到大约100封电子邮件，我使用Exchange产品的白名单和黑名单功能，来管理我的邮件。我的白名单上是微软内部人员以及我经常联系的人，而在黑名单上的，则是那些经常给我发送垃圾邮件的人。同时，助理也会向我提供一份其他电子邮件列表，这样，我可以随时了解到人们对于微软的评价以及他们的需求。

对于每一份电子邮件，我的邮箱会按照内容和重要性的差异将它们一一分类、标记。这样，我一到办公室，就可以将主要精力放在作了标记的重要电子邮件上。如果收到新邮件，Outlook也会在右侧屏幕底部弹出一个提示框，但通常我都不会理睬它，除非是高优先级的主题。

现在，报纸已经不再是不可或缺的，我获得的90%对新闻都来自于互联网。出外参加会议时，我都会随身携带一台笔记本电脑，它与我办公室的电脑完全同步，因此我可以随时获得需要的所有文件。此外，我的笔记本电脑上还安装了一个名为“OneNote”的便笺记录和管理软件，所以我所有的便笺也都采用了数字格式。

白色书写板是我的办公室里少有的低技术含量的设备。我有各种颜色的笔，在与其他人讨论或者自己独自思考的时候，可以用它们记录下各种想法。在一些微软办公室里，书写板上的内容可以转化为图像，直接传送到计算机里，这时它就像是一台巨大的平板电脑。我的书写板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但也许明年就会有了。现在，如果有这样的设备，我会毫不犹豫地扔掉笔和笔记本，立刻投入到它的怀抱。

排除干扰

比尔·格罗斯(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

早上4∶30，我走下住宅的地下室，打开Bloomberg和Telerate的数据终端机，查看10年期国债的变化、全球债券市场的情况、各种货币的汇率情况，以及股票和债券指数。然后，经过12分钟车程到达纽波特海滩，进入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交易大厅。

头一两个小时是熟悉市场情况以及各种经济数据报告。大量重要的宏观数据(如国内生产总值、失业人数以及其他就业统计数字)通常在凌晨5点半左右公布。这些因素会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胀率上涨，并进而影响债券价格。我必须充分掌握这些情况，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对于一位投资经理来说，排除干扰显得尤为重要。你必须把信息量减小到最低水平，否则一天时间就耗在了阅读不同的观点上。对于不感兴趣的邮件，我不看也不回复。和那些技术追新族不同，我没有手机，也没有黑莓掌上电脑，这样，除非我主动和外界联系，别人很难找到我。除了打给我妻子，我每天只打三四个电话，我的座右铭是：我不想与外界联系，我希望与世隔绝。

对我而言，一天中最重要的时间并不在交易大厅。每天早晨8点半，我起身离开办公桌，去马路对面的俱乐部健身。从8点半到10点，我在那里用一个半小时左右练习瑜珈、健身。这一个半小时是我一天中最宝贵的时间。过去30年里，只有两三次有人穿过马路跑来告诉我赶快回办公室。我的一些最好的想法实际上就是当我倒立练瑜珈时想出来的。我离开办公室，离开喧嚣的环境，离开彭博资讯的大屏幕──还有呢，倒立也增加了大脑的血流量。在做了约45分钟的自行车练习和10到15分钟的瑜珈之后，或许灵光就会突然闪现。

电话无处不在

汉克·鲍尔森(高盛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我从来没用过电子邮件，但我却对语音邮件青睐有加。我每天要处理几百封语音邮件，而且我会立即回复每个电话，无论对方是客户还是公司员工。偶尔有些难缠的人打来电话，我就把他们转给我的助理朱莉。但是，朱莉从不帮我筛选语音邮件，高盛公司的人必须能够随时联络到我，客户也必须能够联络到我。

我一直在花大量的时间打电话。甚至在上世纪80年代，手机还是个新鲜玩意儿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了。当时，还在芝加哥，我一边拿着砖块一样的摩托罗拉手机打电话，一边走出火车站，直奔办公室。今年圣诞节，我和妻子温蒂、女儿阿曼达和女婿一起在智利徒步旅行了10天，在此期间，女儿给我拍下了许多拿着大个儿的卫星电话通话的照片。

今年1月回到办公室上班的第一个星期里，我总共给60位CEO打了电话，祝他们新年快乐。我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不过这种做法棒极了。我问了他们公司的发展情况，以及他们与高盛公司的关系。

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培养高盛公司的职员和企业文化。我抽出时间去商学院，并且亲自主持招聘工作。去年，我们开了一个董事长论坛，目的是提高人们对商业判断力的重要性的认识。我讲了不下25节课，高盛公司在亚洲、欧洲和美国的1200名总经理都听了我的课。这就是在构建公司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有时候更有力、更持久。

公司40%的收入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因此我需要经常出差。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即使在出差的时候我也不忘锻炼身体。我每次去中国的时候(16年来，我去过大约70次)，都乘坐早晨6点到达的航班，这也是飞机着陆的最早时间。我一入住酒店，就直接去健身房踩单车。随后，从8点开始，我连续工作，直到晚上9点。第二天一切照旧。我会确保在晚上离开，这样我就能在第二天一大早回到纽约的办公室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