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松。2017年9月，我加入了58集团，担任合规监察部总经理。
这个决定源于一次饭局。当时，老姚（58同城创始人姚劲波）约我吃午饭，同席的还有58集团联席总裁庄建东和CFO周浩，我们一谈就谈了三个多小时。
当时58集团在美国上市还不到4年，但业务扩张迅速，共有招聘、新车、二手车、金融、同城货运等七条主线，员工也达到2万多人，已经是家大企业。老姚意识到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内部组织迫切需要一场变革，必须重视反腐。
公司内部腐败不被遏制的话，不但会导致企业经营损失，使得公司品牌形象遭到严重损害，并且会伤害安分守己的员工的心态，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行为后果。腐败如同瘟疫，一旦弥散开来，不但整个公司停滞不前，甚至于毁掉整个事业。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所以，老姚准备在公司内部成立一个反腐监察部门，用以控制成本、革除腐肉，保持组织活力。
那一天，我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公司内部反腐需要自上而下，光是打苍蝇，起不到震慑作用。同时，作为合规监察部，我希望这个组织是独立的，直接向老姚汇报，直接对法人、董事会负责。老姚同意了。我被老姚反腐决心和支持力度打动，决定加入58同城。
在其他公司，监察部大多是向CFO、法务VP汇报，和CEO之间隔着好几层，隔行如隔山，很多公司高管对一些调查事项上的不理解，导致工作难以展开。直接向CEO汇报、对董事会负责，工作好开展，但责任也更重了。
老姚当时要我第二天就来上班。我没想到上任后很快就遇到一个大案子。
抓“大鱼”
宋波案是我来到58集团之后，对外公布的第一起反腐大案，职位之高、金额之大，令人震惊。这个案子已经公布，谁都见识了老姚在公司反腐的铁腕决心。
那时候宋波来58集团已经5年多了，担任58同城渠道事业部高级副总裁，对于公司的渠道建设贡献很大，平时与许多同事关系也不错。当初，来自另一个案件的线索暴露了宋波的可疑行径。
我问老姚，“查不查？”老姚坚定地说，“查！”
宋波还没有离开58同城，我们就已经开始着手调查。后来，他提出离职，为了不打草惊蛇，公司放行了，一切看起来风平浪静。实际上他已经插翅难飞，因为即使离职之后，也照样可以追究其在职期间的法律责任。
宋波贪腐案情复杂，金额巨大，但查处顺利，案件调查时需要协调财务部、人力资源以及合同资料、信息部等各个部门，如果他们不配合，或者走漏风声，就会给办案带来阻力，这也是我最初所担心的。但58一直坚持“简单可信”，有老姚的鼎力支持，在调查时每个部门都非常支持配合，没有人主动问询案情或插手干预调查。
事实上，作为58同城前VP，宋波并不缺钱，手里也有不少58同城股票。但他负责的部门行业潜规则一直存在，你不收人家的东西，人家就认为你不合群，你在这个圈子里以后就不好干，还有的是故意找人要的，所以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加上位高权重，也为权力寻租打开了方便之门。去地方走一圈，地方上代理商对他众星捧月似的，最终就陷了进去，涉嫌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了代理商巨额财物。
宋波这人几百块钱的回扣都要。他还有个嗜好，在代理商的群里卖东西，他主动跟人说，我给你卖了多少台，你这个钱是不是得给我。钱再少，他也要，他觉得这是一种乐趣。
宋波的手下、原渠道事业部总监郭冬先事发，宋波知道罪行败露，找老姚求情，涕泪纵横，老姚也落泪了。
在此之前，也有业界大佬、宋波的前老板为他跟老姚求情。“老姚，宋波是犯了事，我们公司对这种事也是零容忍。但宋波跟过我，你就帮帮他，别处理了。”
老姚当时就回答，“你零容忍，我这就不零容忍？想想58所服务的亿万用户，我们必然要对努力工作、简单可信、正直的人负责任。”
最后我们决定配合警方彻底地清理内外部，该送警就毫不犹豫送警了。因为对贪腐者的怜悯，就是对其他员工的残忍和不负责任。
宋波案被彻底查处是58历史上比较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表明一个态度——违反了公司的价值观，不管你职级多高，不论你是否在职，我们都将按照公司的监察制度进行处理。坚信，唯有坚持正直才能让企业走得更远。
老姚事后告诫团队，“队伍里出现这样的情况，企业也有责任。宋波是我第一次做这样为难的决定，迈出第一步以后，再有这种情况就会非常痛快地处理，绝对不允许问题再次发生。”
宁愿花50万查贪污5万的人
查处宋波案，只是合规监察部众多工作中的一项。
我来58集团之后，花几个月搭建起合规监察部，共有40多人，在互联网公司中可以说是团队大的。老姚希望58同城能在这个领域树立标杆，并对合规监察部充分放权。
在高层管理会上，老姚强调，合规监察部费用无上限，可以调查公司所有部门、所有人，包括高级副总裁。老姚斩钉截铁地说，“发现有一个人贪污了5万，宁可花50万进行调查取证。”
58集团在反腐方面下了比较大的功夫，首先是保持反腐部门的独立性；其次，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反腐制度；第三，展开对员工的定期培训。
我们专门成立了自己的“专案调查组”，调查人员都是来自公检法系统，平均年龄36岁，经验丰富。公安和检察院两个系统出来的人才各有特点，比如公安在调查取证方面比较专业，检察院对于梳理证据链、法律条款运用训练有素。两方面人才结合，相得益彰。
但企业的监察部门毕竟不是执法机关，尤其是私企，不像国企还有党委、纪委的监督，像贪污这类案件，国企只要报案，公安局的重视力度会非常大，而且可以调账。在非国企要查处非公受贿的案子难度非常大。首先需要企业自己证明公司损失多少，嫌疑人收了多少钱，不查他私人的账怎么知道？而且现在很多交易不通过银行转账，而是通过微信、支付宝，还有的直接就是给现金、金条，行贿手段花样繁多。
同样是在办案，公安调查取证过程方便，但是企业没有权限，私自调取银行账务、数据等是违法的，因此通过合法手段获取证据就变得非常关键，也造成公司监察部门在取证时候非常困难。
所以，互联网公司已经公布的反腐案件里，非公受贿的案子极少，很多的都是职务侵占。非公受贿一般是供应商、客户给嫌疑人送钱，而职务侵占则是侵占本公司财务。后者更容易取证和处理。
也正因为非国企在查处案件上有种种限制，所以我们更注重防范。事实上，“防”比“杀”更重要。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监察数据库，搭建了完整的审计模块，囊括了所有案件、相关人员档案、采购供应商资料、合同资料等，为调取信息、分析案件、以及梳理业务环节上的问题，提供了全面丰富的素材库。我们是互联网公司，我们部门也有技术人员，现在在手机端能够查到案件的进展，监察人员每天完成的工作进度会自动上传到数据库。我们对一些重要部门、关键岗位进行重点关注，并且定期对经营状况、资产、业绩进行回顾。
在反腐经验和制度开发上，一方面是“打”，起到警示作用；另一方面是梳理流程，堵漏洞。例如，处置宋波案后，针对暴露的问题，我们及时补上了业务线上的漏洞，完善各种流程制度。
58集团现在的反腐败制度，事前有监察管理手册、廉洁文化、员工手册培训，事中有举报制度、礼品报备制度、招标采购监督制度等。对关键岗位的人员引进必须要做尽调，升职要依据自身及团队管理方面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测评，离职前还要进行离任审计，使关键岗位人员的管理形成一个完整闭环。
我们在内部强调阳光文化，强调零容忍、零贪腐，对外也是如此。在与合作伙伴的往来中，送礼也有严格标准，都是58同城官方的礼品。
这在58集团的名片上就有直观体现，我们公司所有员工的名片背后都统一印着廉洁承诺，“公司禁止员工利用职务便利，以个人及技术等名义接受合作伙伴任何形式的礼品、礼金、宴请等；对于员工任何形式的侵占、索贿、挪用、渎职、诈骗、泄密等行为零容忍，一经发现严肃查处。”
这在所有公司里都是少有的。
企业不需要“杀手”？
内部监察毕竟不是业务部门，没有营收KPI，那么如何做考核呢？甚至，因为监察天然就是种权力，又如何防止它异化和变质呢？
我来之前就跟老姚说，“如果你给监察部定指标，完成多少案子，或者说每年要收缴多少金额，这样的话会变性质，可能监察部门就会为了罚款而罚款，为了查案而查案，这个是非常不对。”老姚当时也同意。
所以，除了查案子，我们的工作还包括开发监察系统、制定规章制度、协助其他部门做监察工作，做法律、制度解读和宣传以及员工培训。我们开设了在线举报，可以匿名举报，但我们更鼓励实名。事实上，我们是业务线的辅助者，发现隐患会提前预警，或者业务线发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在制度上进行帮助。
我认为加强员工培训非常重要。你不可能指望能查完所有案子，这只是一种打击，更重要的是必须让员工养成习惯，知道什么是违规违纪才行。同时，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就应该把漏洞都尽可能给堵上，让员工没法犯错误。
有时候，员工都没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犯法的。公司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技术员工，按他的说法，他还没有女朋友，想从公司通讯录里看有没有和自己年龄相符的未婚老乡。结果他就破解密码，导出了很多女员工的数据。实际上，他没卖数据，甚至可以说没用数据做什么，但是，这种行为就已经触犯了刑法。最终被移交了警方。
此外，数据造假、辱骂顾客、倒卖帐号都是属于严重违规，在58一旦触碰就会被开除。所以，加强培训和法律法规教育非常重要，既是维护公司利益也是保护员工。
其实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有很多查案能力特别强的，我们俗称“杀手”。他们去一个企业以后，就是一顿“杀”，只顾着把嫌疑人都送警，最后自己的业绩非常好看，公司的奖励也非常多。但是他在这个企业一般干不长，因为出错的一般是有能力的人，你只“杀”，不“防”，不做制度建设，企业“杀”成那样，人人自危，员工士气一下全部打下去了，对企业是完全不好的。
只有查防结合，合规监察才能在公司站稳脚，不被大家那么排斥，同时对公司的发展也有好处。
我们部门现在分为三大板块：案件调查部、业务监察部、合规部。未来我们还会加强内审、内控方面的力量。现在，总部这边各部门已经很适应我们。只有到外地分公司查案，分公司的人才会问“你们来了，是不是我们这谁犯错误了？”
我们做内部监察的，跟别的部门的同事在工作上接触的比较多，但是个人关系上还是要保持一定距离。
老板让你做监察，如果说跟别人走得太近了，老板会质疑你的公正性。所以跟公司其他同事接触，是需要有界线的。我从来不跟其他部门的同事私下吃饭，要吃饭也是工作日中午在公司吃工作餐，边吃边聊。
我用一个最形象的比喻：监察部门就是老北京门上的门神，把小鬼挡在外边，也让内部的小鬼出不去。
60万年薪不好拿
在进入企业界之前，我在公安系统工作10年，以一名前警察的身份为荣。因为那10年，给了我和别人不一样的经历。
1992年10月，我荣立了三等功。在当上副所长后，我还建立了警区办公室制度，在办公室里有床、电脑，老百姓可以直接来办公室办理身份证，办公室24小时有人值班，发生警情就可以马上响应。
我从小对于腐败问题、违法行为，有一种嫉恶如仇的情感。在当警察的时候，每办完一个案子，把犯罪分子抓获、讯问并送进拘留所后，都特有成就感。这种办完一个案子后的喜悦感、成就感一直延续到现在。
2002年，我离开警察系统，被东方家园以高薪聘为防损经理，做零售资产保护，之后去了韩国乐天集团，后来去了京东、乐视、360，之后来到58集团。
2011年8月，我加入京东，当时京东已经从俄罗斯DST基金、老虎基金、沃尔玛等处募集15亿美元资金，几乎全部投入物流体系建设。公司雄心勃勃，计划未来5年内投入100亿元扩展全国物流网。
这是京东狂飙突进的前夜，也面临着整肃贪腐的重任。
我那时负责调查总部案件，以及全国各个区域的监察。区域监察负责监管每个区域范围内所有违规违纪行为，调查每个分子公司有没有舞弊行为，然后集中向总部汇报。
从业多年，我大致总结出互联网腐败的重灾区主要有几块：
首先就是采购，众所周知回扣空间很大。
其次是营销费用，广告创意的价值其实很难衡量，所以最容易出现灰色地带。
第三是代理商、渠道商合作，在礼尚往来的掩盖之下，也成为腐败高发区。
第四就是销售环节，内外勾结屡见不鲜。比如特价活动的打折商品，一些特别紧俏的资源，只要一开盘，就会被抢空。
此外，员工若有亲属在同一家公司工作、或供职于供应商，也容易滋生腐败。
那时候，京东的很多案件都是低调处理，并不为外人知。现在京东和各大互联网公司早已对贪腐案毫不姑息，基本上都移送司法机关。
2013年，在京东待了两年之后，我来到了乐视，搭建了乐视监察部，正是乐视疯狂扩张的时期。
企业发展到比较大的规模，腐败问题才会集中暴露出来，而如果没有监察职能部门的话，腐败一直被掩盖，企业运作的隐性成本是非常高，如果对腐败放任不管，会引起员工效仿，出现道德塌方。
随着互联网公司对反腐越来越重视，反腐人才需求量也水涨船高，这方面的人才也日益紧俏，年薪甚至涨到了30万～60万，成为了一个热门新职业。这也导致这个行业变得有些浮躁，人员流动性比较频繁。
企业内部反腐的高管出身主要有三种：公检法机关，或者企业防损、稽核部门，或者审计。招人时，我最看重的是人品，要对企业要负责、忠诚。毕竟在外出办案中，团队成员要能够把后背交给伙伴才行。其次，社会经验、专业技能和办案能力也很重要。
我不会用经常跳槽的人，尤其是从公检法系统出来的。我的要求是应聘者从公安局出来后，最起码在一个企业待三年，这是沉淀期。刚从公安局出来的人，做事风格有时候还是公安那套，但企业的内部监察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你不再是国家执法人员，调查案件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必须要沉淀。我招的人一般最多只能跳4次槽。
对专业也有要求，在面试时，我会给他设计几个办案场景，让他说说这个案子的难点、怎么梳理证据链，甚至要画图。
我的高要求是有理由的。随着法律越来越健全，对于隐私保护力度在加大，我们的工作难度也越来越大。尤其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跨地域联合作案不断涌现，增加了办案成本，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挑战，需要优秀人才。
即便如此，这份工作带来的职业荣誉感一直激励着我。回想当年的选择，我并不后悔。从公安系统出来，我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也收获了这份工作的回报。看到曾经的下属及带的徒弟遍布各大公司，也颇感欣慰。
更欣慰的是，企业间合作日益密切，行业共治成为企业的共识。2017年2月，14家企业发起了阳光诚信联盟，包括京东、腾讯、百度等，它是中国首个互联网企业共同发起的行业自治的联盟。为提高失信人员的违法违规成本，建立行之有效的联合调查沟通机制，联盟建立了“失信人员共享平台”，失信人员主要包括收受贿赂、职务侵占、盗窃和诈骗等类型。联盟成员可以实现失信人员、失信企业的信息共享，自动识别失信人员，拒不录用，增加腐败人员的失信成本，形成“守信者一路绿灯，失信者处处受限”的环境。现在联盟已有320多家企业加入，其中上市公司超过50%，覆盖60%的互联网企业，分布在全国29个省，员工规模数百万。
目前来看，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反腐制度与外企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监察系统的延伸是内控、合规，而目前国内合规体系还比较简单，不像外企是广义的合规体系，除了监察，还包括企业的反舞弊系统、安全机制、风控等等，我自己也在学习和探索中。
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老姚曾建议国家要为民营企业反腐提供政策、法制的保障。而人性是复杂的，腐败与人性息息相关，所以，企业做监察、反腐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