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是甲骨文900名被裁员工正式告别公司的日子。
位于中关村软件园的甲骨文大厦一间会议室,一批一批的员工进进出出。他们需要在今天签字确认离职,这样他们才能顺利拿到赔偿。
“人很多,场面乱哄哄的,大家都在这一天办离职。”刘森向《中国企业家》表示,“签了字,就彻底和甲骨文没什么关系了。说不出什么心情,签吧!好聚好散。”
刘森任职甲骨文云计算部门,半个月来,他一直在找合适的工作机会,“已经拿到了两个口头offer。”刘森透露。他身边也有不少被裁同事也拿到了offer,大部分选择了国企和银行。
12天前,他在公司食堂匆匆吃完午饭,便和同事一起快步走向离甲骨文大厦不远的中关村软件园。他们怀里抱着一沓简历,准备去参加一场特别的招聘会。
这是一场由甲骨文与中关村软件园牵头、专门为近期甲骨文被裁员工所举办的招聘会,时间是当天的12点至14点。
进入会场,熙熙攘攘的人群都是刘森曾经并肩的战友。连续几日的焦虑尚未拂去,大家依然焦虑和不安。
5月6日临下班,包括刘森在内的甲骨文中国研发中心的员工,都收到了“第二天上午9点召开员工电话会议”的电子邮件。
“其实大家对于裁员还是有预感的,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刘森苦笑道。
5月7日上午,甲骨文召开了面向全中国区的电话会议,正式通知裁员决定,裁减对象是甲骨文中国区研发中心,900多名员工成为首批裁员对象,其中有500人来自北京研发中心。甲骨文中国研发中心共有1600名员工。
“虽然在甲骨文不到一年时间,但还是有着很深的感情。”刘森向《中国企业家》表示,“裁员决定让人无奈,但这场招聘会还挺让我们感动”。他当天递出三份简历,并都约了下一步的面试时间。他透露,有些同事已拿到新东家的offer。
共有近400名甲骨文被裁员工参加了这次招聘会,华为、网易、联想、美团、京东物流等上百家企业向他们提供了岗位,简历交互量达近1600份,通过初试的比例达40%以上,对口企业认为80%应聘人员都符合其岗位要求。
这几年,IBM、微软、亚马逊等头部外企频频发布裁员计划,中国分公司成为重灾区。这些理工科学霸曾经向往的明星雇主,再也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他们走向了BAT(百度、阿里和腾讯),走向了中国本土科技企业,走向了创业潮。
“当裁员这种事情发生时,作为底层的螺丝钉,我们只能拥抱改变。”刘森表示。
落幕
曾几何时,进入500强外资企业是一众莘莘学子泛舟苦海之后的梦想港湾。寸土寸金的办公地段、舒适高端的工作环境、完善的福利待遇、规章化的工作模式、中英文混杂的工作语言处处彰显着其精英的身份。
但近几年,外企光芒逐渐暗淡,老牌科技企业不断缩减成本,上演裁员戏码,中国分公司往往成为这些企业裁员名单中的第一位列。
早在2012年,IBM就开始陆续裁减中国区员工;在收购诺基亚后,微软在2014后便掀起了全球化的裁员浪潮,被收购的诺基亚设备与服务部门裁员1.25万人,占裁员总数的70%,中国成为了重灾区;2017年,芯片制造商新博通宣布裁掉中国DCD(data control division)部门所有员工……
对此,从事猎头行业十几年的李金强分析,这一切缘于市场价值规律的变化。2008年,在被取消超国民待遇后,外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渐显颓势。究其背后的根源,则是大型外企的本地化服务交付效率低下,与市场需求变化速度脱节。
此外,这些上一个时代的巨头,在互联网冲击下,转型时也倾向于用暴力裁员的方式来调转企业大船沉重的舵头。
外企日薄西山,本土互联网科技企业则日渐崛起。
中国互联网新贵更懂用户、反应速度和交付效率更快,以及亲民的性价比产品和服务,侵占了外企在国内的市场份额,虏获了用户的芳心。
危机感笼罩下的外企人,一批人留了下来,另一批人则选择了适时顺应时代。
拉勾网创始人、CEO许单单向《中国企业家》透露,拉勾网后台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6年两年间,出现了从外企跳槽到民企的高峰。
当时,恰逢国内一些独角兽互联网公司亟需正规化,外企高学历、技能过硬的大批人才跳入“萝卜坑”中,发挥了作用,同时也拿到了不错的薪酬待遇。
不过,2017年后,这种潮流逐步降温。在许单单看来,和前几年相比,如今本土互联网企业的核心岗位所剩无几,再想在本土互联网企业中华丽转型难度陡增。
寻变
许华是外企离职人员中积极拥抱改变的一员。2016年,他选择离开工作6年的老牌外企,奔向了一家本土跨境电商企业从事研发管理工作。
此前,许华还曾有过短暂的创业经历,他对互联网狼性文化的公司并不排斥,这也令他很快地适应了本土互联网企业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比较遗憾的是,陪伴家人的时间变少了。”许华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许华坦言:“在外企的日子,工作和生活实现了平衡,待在外企的确很舒服,可危机感也如影随形。”相比于之前在外企平均每天四五个小时的实际工作时长,目前的状态让许华倍感充实。
除了本土互联网公司,创业也是许多从外企出走人的另一种选择。
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曾在日韩企业工作过10多年的崔娟也在多番忖度下,顺势踏入了创业大军的洪流中。
谈起陪伴她青春的老东家,崔娟依旧怀念。外企的等级制度、触手可碰的职场天花板是她离开的原因。
“公司的高层全是由日韩籍员工来担任,中国员工的工作业绩再好也依然没有机会。”崔娟向《中国企业家》介绍。
崔娟表示:“离职时我本身年龄大了,不太好能得到满意的offer,而且在外企工作了10多年,习惯了什么都按章程做事的工作方式,觉得自己无法适应本土特别是互联网企业的工作氛围,干脆就自己单干吧!”
在拉来了同样从外企离职的好友后,崔娟利用多年的市场公关经验,和朋友创立了一家公关公司。从之前外企的朝九晚五,到创业后手机7X24小时随时待命,崔娟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创业艰辛,崔娟日日焦虑。盈利困难常常导致公司无法给员工正常发放工资,以至于招不到成熟优秀的员工,由此恶性循环,崔娟的公司仅仅经营了一年多后便惨淡收场。
回忆起那段创业的日子,崔娟表示疲惫不堪,并且无法兼顾家庭,尤其是孩子。她表示:“那时候公司里放着几个床铺,加班完就直接睡在那儿,半夜能回家都是一种奢侈。”
如今,崔娟选择了保险行业。在她看来,这个行业足够自由,工作量和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年纪大了,重心越来越放在家庭。作为一名母亲,我希望能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崔娟表示。
外企光环不再,但是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不敢轻易离开。
崔娟笑称,“80后”的观念和“90后”不同,前者更加循规蹈矩,加上有房贷等压力不敢轻易提离职,不及后者想法多变。“当时入职我所在部门的‘90后’都干不长,外企的工作内容在他们看来太没挑战性,他们的选择越来越多。”
回流
在拥抱改变的外企人群中,一部分人成功转型,另一部分在折戟本土科技、互联网公司后又重回外企的怀抱。
许华身边就有鲜活的例子。他的多位前同事从外企跳到BAT等大型互联网公司后无法适应,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外企,即便这些互联网企业给他们开出了近双倍的薪水。
“新兴的科技互联网新贵在管理制度上可能还未完善,螺丝钉感强的外企员工进入到此种类型的企业,难免会水土不服。”许单单向《中国企业家》分析。
创业公司除了执行力之外,还要求职员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如果员工自身有太强的框架感,显然不能够融入其中。
“外企人看重时薪,他们不想做‘年薪上的富人,时薪上的穷人’。而这归根结底还是个人适应性的问题。”许单单直言,很多外企人是用不适应民企思维来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而已。
此外,猎头李金强分析,在跨国企业工作的经理人,若是核心岗位的人选,即使被裁员后也备受市场追捧;相反,那些仅仅做些低附加值工作的职员,在就业市场上则会比较被动,这时他们就需居安思危,适时依据大环境变化调整自己。
因为,在舒适的外企高墙外,本土民营企业、新兴互联网科技企业正在舍命狂奔。国内大厂在对人才的吸引力方面,并不逊于外企甚至远远超越。
不过,对于目前网上有关甲骨文工程师的言论,刘森并不认同。
刘森解释,甲骨文虽然没有像互联网公司那样强制996加班,但身边的同事很多都将工作带回家。“有时候我晚上11点钟上线工作,会发现同事们也在线上。”
“眼下的就业大环境并不乐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比较困难。”刘森眉头一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