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2019）于6月13日~14日在上海召开。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全球经济增长新视野下的中国金融开放”论坛上发言，就中美贸易、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作出了回应。

周小川表示，贸易战没有赢家，会使得双方国家的GDP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收缩。关于如何应对贸易战，他建议，可以制定鼓励出口多元化发展的举措，在两三年内找到并建立新的出口市场。

周小川指出，贸易领域产生的问题有可能再度触发全球多个国家竞争性贬值，导致整个世界的金融秩序也会混乱，大家都不会得到好处。

他同时提醒，未来金融危机或大或小总会发生，类型可能有所转换，人民币的使用将是全球市场参与者的自由选择。

未来金融危机还会出现

周小川说，在中国银行市场、保险市场还是资本市场中，现在外部资金和外部机构所占的比例还非常低，所以金融开放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潜力。

“金融需要巨大的转变和改革，以前中国是集中型计划经济，我们没有直接融资市场，尤其是股权市场很薄弱，自然在相当大一段时期股权融资、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的方式很缺乏，很多都是通过开放来实现的，进一步的金融开放对中国是必要的。”周小川表示。

不过，周小川强调，在开放过程中，本币要从估值很低、限制较多慢慢走向可兑换，“当然我们说不是百分之百的（金融开放），当前世界上一定要注意，有时资本市场是有异常流动的，同时还要有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必要的管理”。

谈及人民币国际化，周小川表示：“我个人认为，人民币的使用和下一步前景是与美元有互补性，正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在美国发生，美元波动、流动性不足，大家开始寻求使用人民币。老实说，从我做央行行长的角度来说，那个时点出现的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既然大家有需求，对全球贸易融资和支付结算体系有好处，那我们就推进吧。”

周小川称，推进过程中，有的阶段美元或者欧元表现非常好，这时市场参与者会觉得这挺好的，就有一个互补的过程。

“未来金融危机或大或小总会发生，观察全球，90年代末有亚洲金融风波，十年后又有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北欧很多国家1990年前后有房地产危机。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未来危机还会不断出现，类型可能有所转换。在此情况下大家对储备货币的考虑，对价值怎么考虑，对支付系统方便性怎么考虑，我也很难想象直线性的前景，人民币的使用是全球市场参与者的自由选择，是他们对风险控制的自由考虑，随着时间和事件来波动。”周小川表示。

防止货币竞争性贬值

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否会贬值破7元引发市场热议。周小川5月末曾表示，不必过分关注所谓整数位，“7”不见得要当作是汇率的底线，中国依然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决定机制，不必因整数关口去改变汇率形成机制的原则。

此前，中国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撰文称，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加剧，人民币汇率承压，但应警惕在贬值方向的超调；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总体上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对中国弊大于利。

周小川今日坦言：“我个人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向最近没有太多研究。但贸易领域产生的问题有可能再度触发全球多个国家竞争性贬值。出现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希望受到这种损失，往往造成的可能性就是汇率贬值，就容易再度出现像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所谓竞争性贬值。如果大家都靠竞争性贬值的话，整个世界的金融秩序也会混乱，大家都不会得到好处。”

他表示，现在有很多是市场参与者做出的反应，他们觉得受到损失了，需要作出调整。希望随着贸易政策争取调整回正轨，这样信心可以得到恢复。此外G20（20国集团）大阪峰会马上要召开，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应该借这样的场合，重点研究这个问题，对全球金融市场给予一定稳定的信号。

周小川还表示，贸易上出的问题还是要靠贸易上的办法来根本解决。在这个解决过程中，肯定对金融市场不同的产品和板块也会产生一些冲击。

贸易战没有赢家，鼓励出口多元化

周小川表示，打贸易战没有赢家，会使得双方国家的GDP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收缩。

在周小川看来，宏观方面，增长放缓或者收缩会带来副作用，一般一国会采取一些更为积极或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增强信心方面，因为贸易摩擦会打击金融市场的信心，宏观政策的调整会起到一定正面的作用，但针对性不会太强，不可能对症下药。这些宏观政策一般是总量政策，很难直接补偿到那些因为贸易受到损失的出口者和进口者。例如有一些出口产品无法出口出去，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想传导到具体的点是有很大难度的。

因此，周小川提出，在短期宏观政策调整下，应该追求更治本的办法。他认为治本的办法有两个。一是通过贸易谈判，推动WTO改革，使“搞错”的贸易政策回归正常。二是对于中国来说，出口中对美国减少出口的部分，要尽可能通过扩大销售渠道出口到其他国家。

他认为，中国现在出口的产品质量相当不错的，价格适中合理，全世界70多亿人口，少几个亿的需求之后，还有很多地方可以销售这些产品。”在政策制定上，也要有一些鼓励出口多元化发展的举措，两三年时间内中国可以找到并建立新的出口市场。

而出口多元化以后，金融现象反过来对于汇率会产生一定的压力，一方面宏观政策要作出一些响应，另外一方面还要治本，贸易上出的问题还是要靠贸易上的办法来根本解决。这个解决过程当中，肯定对金融市场不同产品不同板块也会产生一些冲击。

他表示，宏观政策的调整肯定会起到一定正面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宏观政策一般是总量政策，它的针对性很难直接补偿到那些因为贸易受到损失的出口者和进口者。

中国将来在很多方面有可能领先

在科技发展方面，周小川表示，科技的发展和投入有相当大的关系，其中包括人才培养、教育，还有科研经费的投入，但需要注意的是研发的成果往往有很长的滞后。“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技术人才很少，科研经费很少，研发条件很差，那时候不容易出什么成果。有些有头脑的人，宁愿到其它发达国家去做实验，去在那儿发展”。

但他指出，上述提到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改革开放早期，财政捉襟见肘，实际上也拿不出钱。但后来慢慢对于研发的投入以及对于研发税收的扣除等等各个方面，这些政策都作了相当大的改进。我觉得中国的研发也会越来越出相当多的成果”。

但他也指出，由于研发结果的时延性，“很多新的科技，时间较短就能追上来。但还有一些东西可能就要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工夫才能积累”。

周小川强调，中国在某些方面跟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发达国家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科技进步，中国将来在很多方面有可能领先，而且在有些方面会创造出很多很有市场潜力的新科技和新产品，“这个可能也是阻挡不了的”。

金融中心核心是资本市场内容

关于如何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周小川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咨询委员会昨天正式成立，将会讨论如何建设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我始终认为金融中心核心可能就是资本市场里的这些内容。在如今电子化非常强的时候，金融业务中有很多业务在哪个地方运作都可以，不需要人聚集在一个城市，通过不断见面，不断讨论来做事情，需要看到金融中心哪些事最需要大家聚集到一起来做。”

周小川提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咨委会还没有开始正式讨论，先出了几个题目，强调股权市场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标准必须要提高，特别强调提高会计标准。同时还要考虑和国际标准的接轨，货币可兑换程度也需要提高。

周小川说：“现在我们的监管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以金融产品为主的市场，我们需要按照标准强化监管。此外，人才聚集、信息通畅都需要不断往前推进。“上海这些年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早就打出来了，大家的期望值很高，还需要做很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