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半，我在全球各地参加了多个公开和闭门的高端会议，最深的感触是，西方主流国家讨论中国问题的风向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发展环境趋于恶化，可以说对中国的敌意正在升温。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否则这种充满偏见与敌意的国际环境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经济的重大障碍。

国际会议上关于中国的讨论主要是中国崛起对西方的影响，对此西方世界忧心忡忡。他们的忧虑集中于三大方面：第一是关于意识形态的，他们认定中国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可能会对他们稳定成熟的体系构成巨大挑战；第二是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国家主导型的，国有企业在诸多重要行业占有垄断与主导地位。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和西方企业自由发展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最近几个行业的“国进民退”现象更加深了他们的顾虑。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大宗并购中，中国国有企业成了最财大气粗的买家。西方担心国企的大规模海外并购行为往往会包含政治、外交等非商业因素。同时，他们认为这种国有企业所代表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商业力量，加上日益强大的中国国家元素，可能会摧毁西方多年来建立的相对公平、公正的投资体系和商业秩序。第三是关于军事方面的，他们担心中国军费增长太快，在军事战略企图和军费开支方面又不够透明。他们将中国最近在周边外交和领土争议问题上的强势“新面目”理解为中国强权外交的开始。

意识形态不一样，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军事不透明，这三点误解使国际社会很容易将中国归入“另类”阵营。过去一年多，由于这种对中国新的界定，使中国在全球发展的环境急剧恶化。在这种新环境中，中国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矛盾与冲突远远超越了简单的经济摩擦，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企业的发展可能被视为国际秩序中一种不稳定甚至负面的力量。这种变化值得国人高度重视。

以“和”的精神打造“命运共同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界需要有一个平和、积极且理性的心态来面对西方的态度转变。

我一直提倡的一个应对之策是通过参股的方式与西方主流经济体融合，从而建立一个跨国性的、商业发展共进退的“命运共同体”。近年来，我一直鼓励中国企业通过参股来介入全球产业链的两端，通过参股国际主流金融机构来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竞争格局。这样中国将与这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结成一个新的统一利益体，使我们得以从竞争对手与“威胁源”的角色转变为“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复星集团去年参股地中海俱乐部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

目前，我们管理全球营运企业的能力与经验不足，如果一味地强调通过控股进入管理比较复杂的主流市场与主流行业，不仅会助长“中国威胁论”以及西方对中国企业的戒心和敌意，而且我们很有可能会弄巧成拙、“点金成石”，造成中外企业双输的结果。所以我一直鼓励参股，而不是迅速成为大股东，要联手“九段”企业一起赢得世界市场。

企业跨越国别、全球性运营的关键在于合作，合作的根本是“和”的精神，它强调互助、团结以及为共同目标相互妥协。

多数中国企业在国内发展中强调的竞争，这是我们注重打价格战、恶性的竞争。这种思维是导致我们全球化发展频频遇阻、难以持续的一个根本原因。“和”是我们传统文化中一直倡导的灵魂，中国人讲“君子和而不同”，“和”的根本是存小异而求大同，大家建立共同的利润目标、共同的商业追求、共同的价值观，以“互助、团结以及为了共同目标相互妥协”方式共同发展。我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发展中，尤其是现在全球敌意升温时期，必须采取的方式，必须转变的思维。

如果中国企业能在主流市场与行业打造出广泛、深入的命运利益体，西方的主流商业机构就会重新看待中国企业的价值，会消除过往对我们的一些误解，进而帮助中国企业去游说政府，去影响西方主流传媒，加之我们的企业逐渐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会逐步在这些进入国家与社区中建立中国企业的良性影响力。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的方式之一，借助参股机会打造双方或多方命运共同体，以融入当地主流阵营的方式展开经营活动。

这次全球性金融风暴，西方许多企业尤其是顶级金融机构陷入资金短缺困境，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当时迫切地希望我们能施以援手，我们由此可以注资参股行业内的顶级企业。这种雪中送炭并共渡难关的方式，将使大家荣辱与共并结为同盟。

此外我们不要高调，当好小股东就要擅长低调，学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与对方分享发展与利益。我认为那种“参股就必须进入董事会”，“进入董事会就必须发声”的想法与做法是危险的。

西方主流企业的治理与管理基本面是靠得住的，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会认同，既然如此，我们目前在商业管理领域并不具备优势，何苦要指手画脚地告诉他们银行该怎么管，企业该怎么办呢，何苦要“点金成石”而最后承担恶果呢？这里面的逻辑是先抓住这个参股的机会，与顶级企业一起共同发展，一起分享利益。对那些擅长学习的企业来说，我想他们会更看重由此获得的学习机会，毫无疑问，我们因此距离全球一流商业机构更近一步，我认为这也是中国企业提升自己全球段位的捷径之一。

通过参股，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崛起是一个积极、稳定的“阳光”力量，中国企业并不是充满敌意的对手，中国企业愿意与其他人一起分享利益，一起承担责任。

第二个值得考虑的应对之策是我一直倡导的“大风流创新”。颠覆式的、革命式的大风流创新，不仅能给自己带来机会，也能给全球带来一系列共赢的机会。我们过去立足于成本优势的价格战，在全球的杀伤力其实是很大的，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法，可能会将全球诸多行业搞得“鸡犬不宁”。

我认为，中国企业界出现一批大风流创新的条件已经具备。首先是中国的市场总量，很多行业已经做到全球No.1，具备产生引领全球发展的一些基础；第二，中国企业历经多年磨练，管理经验有很大提升；第三，中国企业的资金较西方同行相对充裕。只要我们有更大的梦想，一定能在很多领域作出重大突破。

然而，我担心的仍旧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放弃追随、复制的思维惯性。中国企业不能总是停留在跟随西方世界级企业的框架下。尽管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世界顶级企业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我们已经积累了上述有利条件，只要我们冲破过往思维惯性，整合全球创新能力，集合全球创新资源，让他们为我所用，我们极有可能“一览众山小”，最终集世界之大成，成为全球创新高地。我们要超越民族品牌，追求和而不同，弘扬不同的梦想。人类未来发展的梦想模式肯定将是全球化和多元化并存。

重铸中国商业文明

重塑商业文明是应对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核心对策。在建设新商业文明的问题上，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与欧美踏上了同一条起跑线，但各自面对不同的现实条件。

先说欧洲，欧洲社会人文底蕴深厚，无论任何科技浪潮来袭，它都有深厚的根，好比一位内功精深的老剑客，基本套路一以贯之，“马步”扎得很稳，随风左右摇摆的概率很小。当然，这种过于和谐和稳定的系统会抑制大风流创新的产生。相较而言，强调创新和股东利益主导的美国摇摆的概率大一些。美国商业文明的特点是利益驱动，为了鼓励大风流创新，美国容忍更大程度的收入不均和两级分化。

在商业文明方面，美国相对领先中国。在第一次分配上美国就比中国合理得多，企业不仅给股东带来世界级回报，同时给员工带来世界级收入；在第二次分配上，美国的税收也相对更为透明完善；在第三次分配方面，美国的捐赠体制健全度也远远领先于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文革”的洗礼使中国几千年来承继下来的文化与发展的根基受到巨大冲击，各种新思潮、新技术，可以把我们很容易地从左吹到右，从右吹到左。在近代，我们“飘”的案例比比皆是，这可能是我们匮乏一脉相承的“道”。这种“飘”可以使我们便于吸纳新鲜事物，但也有可能走极端。所以我们的摆动是比较大的，容易形成“大跃进”。

西方商业管理主要关注如何更好地挣钱，较少地探讨为什么做生意。其实为什么做生意对管理行为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做生意仅仅是为了发财致富、光宗耀祖，我们就有可能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我们就有可能出一系列的药品与食品安全问题。同样值得重视的是财富的应用与处置。我们如何利用财富及其带来的影响力，是推动社会形成公平公正的价值体系，还是打造金钱社会、权贵阶层？新兴富有阶层的梦想与价值取向，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用财富为自己打造更多的特权，这种行为会制造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果我们把财富及其带来的影响力用于创造一个更为公平公正的社会体系，我们会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中坚力量。

因此，无论是消除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误解，还是在国内打造和谐社会，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道”，重视贡献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只有在“道”的层面赢得了全世界的接受、认同和尊敬，才有可能被全世界真正接受，才可能取得全球性的成功。成吉思汗靠武力征服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我认为还是有局限性的。世界上没有一家伟大的商业机构靠阴谋和冷冰冰的利益算计获得成功，带领人们通向王者之路的是胸怀和阳谋。尤其在信息民主化、透明化的浪潮下，靠只重利益不重价值取得长期持续成功的概率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