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在西班牙采访黄觉，知道他马上要接毕赣的新片，我比他还兴奋。还记得，我好像是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这下可好了，你总算可以那啥一下了。“那啥”是啥意思，其实也没搞清楚，大概就是说，拘束已久的生命能量终于有机会可以迸发一下，而且，能够被看见。

我为他高兴，甚至有些过于激动了。没想到，黄觉的反应之冷静，让我至今都印象深刻。他的回答，好像是表达了那样一个意思——有时候，你以为你的人生可以一举怎么样，但其实不会，它不过是拐了一个弯，然后又回到它原本的轨道上。

一年多快两年过去了。现在，这个新电影已经上映，然后又迅速地下档了。我也出了一本新书，里面收录了黄觉这篇专访。专访的名字叫《父亲以及海胆的柔软》，后来，这本新书干脆也就叫《海胆》算了。

当这两件事情都发生过之后，我就知道，黄觉当时那席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当时，他还说过另外一席话，大概意思是说，不是只有激越的人生才值得一过，人坐在一个山洞里，每天看一样的天空，一样的鸟儿飞过，这样的重复当中，也有乐趣在。

长年的写字生涯，或者片场的琐碎，无异于是山洞里的人生。等到新书出版，新片上画，也无非是拐了一个弯，最后大家又回到山洞里，继续看天，继续观鸟。如果你的作品就是人类真实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人要成为鸟，那是书或者电影里——是梦里，才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要写字，要拍电影，好做点梦。

现在回头看，出书最大的好处，是让我有一个机会可以观察自己。

第一个意外的发现是，这本书从下印厂到上架，至今，我都没有打开看过。有时候，给朋友签名，眼神会偶尔扫到里面的字迹段落，但是一个很本能的反应就是，立刻会把眼神躲开，不愿直视，感到难堪，觉得自己像大傻x一样，而且心情瞬间就会变得不好了。

一开始，我观察到自己这个反应，只觉得是一种神经质。后来，我问过不少出过书的女性朋友，很震惊地发现，大家居然都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感觉很强烈，但又不知道是为什么。受不了判断悬空，于是一直琢磨着。后来仔细想想，可能是这样的：别人十月怀胎，我这十年怀胎，它一旦面世，就好像我的孩子马上就要离开我去上大学，或者要结婚组成自己的家庭了一样。所有长久的苦心，终于不得不直面这个结果——它就要这样离开我了，不再属于我了，而且它还可能恨我，为什么没有能够让它变得更好。所以，我不敢去看它，就像有些家长不敢去机场送孩子一样。

突然想起来，王朔不敢参加女儿的婚礼。秒懂。他一定特别害怕那种“我真是个大傻x”的感觉，完全受不了。

李安拍完《色戒》，十几年都不敢再看一眼。人有时候会害怕被自己抽丝剥茧亲手挖掘出来的——不论是相似性，还是破坏性。

第二个意外发现，因为吆喝书，到处奔走了一番，临了，发现大家最爱听的，果然不是名流八卦，但也不是如我预料的文学化写作。大家对这本书使用的一个貌似技术性的东西感兴趣——如何和陌生人迅速破冰，进入一次深度的交流。

因为大家爱听，我于是屡屡猪鼻子插葱装象，时间久了，居然一张嘴就是两小时不带停，也不觉得多么为难。我向来自认是个怕丑害羞的人，没有社交障碍，但社交恐惧一定多少都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和一群陌生人面对面，讲那么多胡话，实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再一细想，也有原因。社交和交流，原本大大地不是同一件事。

大多数时候，社交使人感到孤独。在社交场合，你需要使用自己的资源、身份和地位去周旋，与他人互相置换。这样的场合，强大和得体即可，不需要你真正调动自己内在生命的能量——如果你调动了，反而可能是失了分寸。所以，才会屡屡有人讲“认真你就输了”这种话，说的就是一种社交场合的关系潜规则。

但是交流，尤其深度交流，是两个生命个体拿出各自的生命经验来碰撞。因其难得，所以大多数人既不知如何进入，也不知如何进行，但在内心又十分渴望它在某个时刻的发生。常常有人跟我说，抛开我的职位、身份、资源、收入，上一次有人想要了解这些东西之外的原本的那个我，已经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也许这样的交流，原本是恋人或者家人之间应该期待发生的事情，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反而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难倾诉衷肠——也许是因为，对方已是你的生命共同体，他/她可以和你一同分担，但共责往往难以同时共情，说到底，没有人能够把另外一个人的痛苦打开看。

进入了这样一个层面的访谈，注定是稀少和珍贵的。对访谈者和被访谈者，一样都是如此。在从事这个职业很多年之后，我才偶然知道，原来心理学上有一个流派分支，叫做叙事心理学。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内心都希望有机会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一旦讲出来，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疗愈和解脱。

这本书里收录十个人物访谈，基本都是2012-2018年这6年里面写出来的。这个时期，我做记者已经快十年了，心里有很多的不舍，也有很多的怀疑。有时候，坦白讲，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价值何在。它似乎并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并无任何一样社会治理法案因为我的工作得到了哪怕一丁点改进。它也并不能改变世界，如果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比6年前更好或者更糟，那都与我的工作无关。可是到了今天，我知道我的工作能够满足一些人倾诉的需要，也可能给另外一些人带来安慰。它就是这么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小小地为我们正确而庸常的生活种下一颗有可能纠偏的种子。

这可能就是所谓“深度交流”的意义，也是我之所以继续在山洞里看鸟、写作的意义。

第三个意外的发现，我本以为这本书被人看到，大家看见的会是名流们挣扎的故事，会是各种对荣誉的解构或者重新解读，最多生出一种“原来谁都不容易”的鸡汤式的感慨。但是没想到，我小心翼翼藏在这十个人背后的那个我自己，时隐时现，见首不见尾，这是一个作者处心积虑埋下的小地雷，居然真的被人发现了。

李安拍电影，讲过这么一句话：又希望观众看懂，又希望观众看不懂。

这话很矛盾，但我作为一个作者，完全得以体会。那个藏起来的我，果然被看到了。有陌生人写文章，或者给我写信，猜度我是否也和笔下的李安一样，经历过《绿巨人》之后的崩溃和迷茫。但是他们非常好心地点到为止，不会真的追问，也不会真的非要个答案直到自己的猜度被证实不可。

每个写字的人，都会偷偷期待自己的“理想读者”。每个拍电影的人，都会偷偷期待自己的“理想观众”。是枝裕和说，他拍每一个电影的时候，心里都想着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电影从头到尾整个儿地就是为这个人所拍的，如果心里没有这个人，电影宁可先不要开拍。反过来，一旦这个想象当中的人出现，一个作者最贪婪和最卑微的愿望就已经实现了。

那么好，还剩下最后一点点工作，2018年就要彻底过去了。让我们跟它告别吧。我写的字，他们拍的电影，都是落花流水，都是梦寐以求，都是生活倒映在水里，水中的倒影照到镜子里，镜子里的影像又进入瞳孔里，瞳孔里的东西又进入记忆里，记忆里又进入梦里，梦里又进入生活里。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做梦的人，永远有礼物可得，就像我的这三个意外发现。